国家统计局2017年抽样调查公布的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有28652万人，比上年增加481万人。自外来工由农村向城市流动以来，流动人数逐年增多，流动人口问题已成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理论问题，以及政策实务界高度关注的焦点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化带动工业化与信息化发展，导致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与之相适应的是就业结构的变化，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与融入。农民进入城市后，如何进一步融入城市生活，关系中国未来的城市化进程，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社会学界认为，城市外来工的社会融入是指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社会心理与价值观念上的融入，并认同其新的社会身份的过程和状态等，其中也包括城市语言生活的融入。

社会排斥是对社会凝聚力和社会整体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心理和社会因素。社会排斥的理解需要从科学层面和跨学科视角去分析。迄今为止，社会排斥没有唯一定义。不同时期的社会排斥与界定时的社会背景、政策文件和学术研究有关。因此，关于社会排斥话语体系的讨论是多维的、复杂的。本文主要阐述有关社会排斥的概念、测量及与移民相关的研究。

社会排斥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受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从结构化的政治因素、制度因素到非结构化的经济、文化因素等。语言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人们需要语言与人沟通，人们常常也会将语言与人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特征等社会特征相联结。

本文聚焦于语言与外来工社会排斥的研究逻辑与设计。通过介绍研究设计，进行文献回顾与评述，提出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确定研究思路与内容安排，以促使外来工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

语言能力是促进外来工社会融合、减少社会排斥的前提与基础。由于每个外来工个体在城市所遭遇的语言经历并不相同，语言能力的影响因素也不尽相同。为了更进一步具体了解外来工语言能力的影响因素，本章通过对外来工访谈资料进行分析，进一步探讨外来工语言能力的影响机制。本文的访谈资料来自2018年3月和2013年11月对上海的外来工进行的访谈，他们的年龄在23～53岁。其职业有房产中介、工厂工人、建筑工人、街道工作人员和家庭主妇。此外，还有2名上海本地人的访谈资料。

《朗文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词典》将语言能力定义为：一个人具有的使用语言的技能程度，如读、写、说或语言理解能力的高低（Richards，Richard，Heidi & Youngkyu，2005）。在移民语言能力的研究中，通常将他们的听、说能力作为语言能力的指标（Chiswick，2008）。与国外移民双语能力相比，国内城市外来工的双言能力与自身方言具有基本一致的书面表达，只是口头发音存在差异，而国外移民主要体现为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的适应，表现为双语能力，不仅发音存在差异，且文字表达也存在差异。什维策尔（1987）区分了双语与双言，认为：双言是同一语言的两种变体，包括标准语和方言，或者是两种不同的方言在同一语言集团内部并存的现象；双语主要是指讲话者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因而双语更多地强调的是语言的差异性，双言存在相对的差异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国外移民的双语能力影响因素是否适用于我国城市外来工双言能力的获得？分析外来工流入地双言能力的影响因素，旨在提高外来工语言能力，从而促进外来工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合，减少社会排斥。

在社会排斥研究中，经济贫困与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收入密切相关。社会排斥研究产生之初，学界通常将排斥作为收入贫困的同义词，特指那些没有获得劳动报酬（被有偿劳动力市场排斥）或者是指那些低工资收入的人（Peac，2001；NPI，2006）。收入较低就无法维持日常的消费，因此被排斥出市场的产品与服务的供应范畴之外（Atkinson，1998）。外来工从农村流入城市，大多数人最根本的目的是获得一份工作，从而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

社会交往是社会关系排斥的主要测量维度之一。在社会心理学中，社会排斥通常也被定义为社会或人际互动中的排斥与拒绝等（杜建政、夏冰丽，2008）。语言是社会交往的工具，也是群体认同的符号表征。交往中的认同主要体现在语言能力和语言口音方面，不具有主流社会的语言能力，交往过程的理解难以实现，不具有主流社会的口音，交往过程中外来者的身份暴露无遗。然而马克思所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1995）。这一论断充分表明了交往可以突破封闭，从而建立新的共同体。移民可以通过语言建构新的群体认同，建立新的亲密关系。

排斥和被排斥是一个互动过程。心理排斥和社会排斥一样是一个复杂多维的现象（Room，1995；Bhalla & Lapeyre，1997），心理排斥既来自排斥者心理上对被排斥者的厌恶、歧视和边缘化，也来自被排斥者体验到的歧视、剥夺与不公平感等。社会排斥感是对排斥的一个主观知觉过程，针对同一个排斥事实，被排斥者会产生不同的、相对的、不愉快的心理体验。国外移民社会排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种族歧视，表现为对少数民族从肤色、语言、教育到生活各个方面都存在偏见与歧视（Behrman，Gaviria & Szekely，2003；Alarcón & Novak，2010；Farley，2000）。对于移民而言，语言适应是重要的社会适应指标。如果语言不能适应，会遭遇到流入地原住民的敌意与排斥（Rendall，Tsang，Rubin，Rabinovich & Janta，2010）。移民为了减少被排斥感受，需要调节自身以适应新的环境，尽量创造条件融入当地社会。他们努力工作，即使是低报酬的；他们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与转化，如学习新的语言；他们寻求新的社会支持，如构建新的社会网络等。本文中的心理排斥是指被排斥者在排斥过程中产生的对排斥的心理体验，即社会排斥感。

社会排斥是一个复杂多维的社会现象，其产生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移民的社会排斥主要表现为他们作为移入者在流动前后出现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以及其他层面的社会断裂。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迁移，根据201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6894万人，比2012年增加633万人，增长2.4%。[1]外来工流入城市只是空间上的流动，并未实现身份上的改变，他们在城里被边缘化，难以享受与本地人同样的劳动力市场、福利政策等方面的权益保障；他们某种程度上也会被排斥在与当地人正常的社会交往之外；他们在排斥过程中感知排斥，产生不愉快的心理体验。在移民研究中，流入地的语言能力是移民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语言是人力资本的一种，它可以影响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回报；语言又是社会认同的表征，它可以对持有口音者进行身份识别。在我国，语言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使得外来工，特别是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外来工在流入地同样面临着语言问题。语言能力是社会融合的前提条件，也是正式进入的必要条件（Dustmann & Fabbri，2003），人们如果持有不同的语言即不会相互融入，同时还会体验到来自流入地主流社会的敌意与排斥（Rendall，Tsang，Rubin，Rabinovich & Janta，2010）。本文主要探讨了语言是如何作用于外来工社会排斥的内在机制，在社会转型期，有助于理解在宏观的制度层面，城市外来工社会排斥发生与调节的微观的社会过程。希望通过对长三角与珠三角外来工社会排斥的调查数据，以及对上海本地人和外来工进行的“关于语言是如何影响外来工社会生活”的访谈数据的分析，回答本书最初提出的问题：外来工社会排斥的基本现状如何、语言如何作用于外来工的社会排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