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详细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身”、“己”、“性”、“气”、“心态”、 社与会、“天”、“自然”这八个修身有关的概念的含义与社会学意义。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身体主要是一种“身心合一”之“身”，身和心二者结为一体，相互合作，身进行伦理或道的实践，同时其实践行为要受心的指挥；心虽然指挥着身，但是自己无法表现自己，必须借助身来表达自己。“己”则呈现了一种主客辩证统一的自我观。“性”涉及个人修养与社会教化两个维度。“心态”是社会心理的形塑和践行。“社”与“会”既是中国社会传统思想中知识分子修身的表现形式和载体，也是其修身的重要规范和制度。“自然”是历代国人修身的最高目标。

本文集中讨论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治国理论以及与之相关的概念。“国与民”是中国传统治国思想中的基本概念，民本思想是国家治民的价值理念。国家以“国土”为基地，开展国家的空间建构和治理。士阶层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精英阶层，也是影响国家治理的重要力量，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高度重视知识分子承担的政治角色。“王道”与“霸道”代表了中国历史上两种基本的治国理念、治国方略和治国方式。“贤与能”是古代帝王选拔治国人才的主要标准。“公与私”的关系代表了国家与个人的边界区隔。“位育”是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

按照一些农村地方习俗，出嫁女儿没有家产继承权，儿媳也没有参与家庭决策权。农村住房流转让农民获得了多套房产，也产生了“出嫁女儿获得了安置新房”的新现象。本文以鲁西北L村为例，通过参与观察与深入访谈法，从性别视角对农村安置新房分配进行研究。女儿获得住房的主要原因是：权威型家长的存在，女儿在娘家地位提高，女儿养老和适当的家庭策略。案例研究发现，出嫁女儿获得房产是基于女性家庭权力结构之上的一种决策均衡。

环境问题自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以来，就再也没有淡出人们的视野。由于环境是人的立命之基，享受健康的环境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因此，污染影响区成为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前沿。正如发达国家环境质量的明显好转与其将污染工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有密切联系一样，中国城市居民为了改善环境质量，也逐步将污染工业转移到乡村。结果，乡村地区（包括县域，下同）既面临自身发展所带来的生活污染、农业污染，又面临外界转移过来的工业污染。双重的污染压力使得乡村地区在“发展”和“环境”的选择上更加艰难。大部分地区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走入“先发展，后治理”的轨道。有些地区的发展收益难以达到治理的费用需求，出现“无发展的增长”；有些地区发展到中途，因环境恶化不得不终止，其后果是当地居民因生存环境遭到破坏而沦为“环境难民”。如何解释现存的环境危机？当地居民会进行怎样的环境抗争？环境抗争又可以带来什么环境影响和社会影响？这些问题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随着道路、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持续改进，农村相对廉价的人力、土地、水资源等优势凸显，乡村工业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迅猛发展。与此同时，污染工业利用农民环境污染知识薄弱、农村环境管理制度和手段滞后的时机进入农村。不良污染企业推卸环境治理责任，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排放废弃物，毁损环境容量，将农村视为“污染天堂”，也成为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源头。一个明显的道理是，农村首先是农民的生活空间，其次是农业的生产场所。污染企业破坏了农民的生活环境空间，挤占了农业生产的环境资源，自然激起农民的愤然反抗。围绕污染企业和农民之间的环境纠纷成为农村环境治理的重要表现。工业企业的污染问题并不新鲜，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均有研究，一致认为是污染企业行为的外部性引起的11464088。外部性是污染问题的源头，没有外部性，各行其是，权利不再交叠，纠纷也就失去根本。没有外部性的世界只是理想状态，现实并不存在。每一个自然人、法人对于外部环境总会产生一些干扰影响。况且，内外只是相对而言，根据“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责任者对于外部影响的治理和补偿也成为其应尽的责任。由于现实因果关系并不清晰，因此，以地理边界为“内外”划分的依据成为学理分析的基础。本章我们主要讨论三个问题：一是已有工业污染的成因解释；二是工业污染治理的基本手段；三是环境纠纷分析的理论工具。

本书所指的地方政府是县市级政府，本章指地方环保局和地方人民政府。根据现有的权力配置，地方环保局隶属于同级的地方行政机关。1994年进行的财政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成为一个独立的政绩考核单位，地方官员开始自觉地积极追求本地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主体非企业莫属，但企业具有流动性，这决定了这样一种政企关系——不是企业更依赖地方政府而是地方政府更依赖企业。至十八大之前，“招商引资”“经营土地”一直是县市政府的工作主线。为了突出本地的投资环境，各县市展开了环境标准的“触底竞争”。政企关系的具体运作逻辑，也从“管理和被管理”向“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转换。本章主要论述不同的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导致企业不同的排污行为。首先是基本背景，包括环境管理体制，地方政府利益取向和经济结构；其次是制度分析，内容有环境评价制度、环境监测制度和排污收费制度；再次是分析案例中的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的排污行为；最后是对政企关系与排污行为关系的总结。

污染企业与周边村民是环境纠纷中利益直接对立的两个主体，是比邻而居的当事人。污染企业与村民共同使用环境资源。如果环境资源能够充分供给，满足各方的需求，那么两者各取其需，就不会发生社会冲突。可是，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人类如果不加以控制自己的行为就会轻易超出环境承载的限度。因此，如何合理使用作为公共的、稀缺的环境资源成为一个现实问题。研究发现，社会主体之间关系的不同也会影响人们的环境行为。面对公共资源，污染企业与村民之间既可以相互照顾，也可以相互竞争。那么，在什么情景下，污染企业与村民之间是一种相互照顾、体谅的关系？又在什么情景下，他们之间是一种相互竞争的关系？社会主体之间相互合作是社会结构稳定的基础，构成迪尔凯姆所讲的“有机团结”；社会主体之间相互竞争则可能使公共资源的分配朝向强势一方倾斜。在社会主体实力悬殊或者无法实施公平竞争的条件下，形式上公平竞争的结果却带来社会的不公正。企业的对等主体是同行业的企业，它们之间的竞争才能促使生产效率提高。如果企业与不对等的周围村民争夺公共资源，那么，污染企业对自身效益的追求将导致社会整体效率的下降。

地方政府与村民之间存在多个层面的联系。他们是服务和被服务、管理和被管理、评价和被评价的关系。服务和被服务关系体现在政府提供治安、教育、医疗、社保、救济、基础设施建设等庞大的公共服务，满足公众的公共福利需求。管理和被管理关系体现在政府对公民行为产生影响力，通过明确的奖惩措施制约人们的行为，以满足维持社会秩序的需要。评价和被评价关系是指政府虽然具有公共权力，但是评价其用权是否公义的权利掌握在公众手里，不同的评价会产生对政府信任的不同水平，也会影响人们对政府行动或主张的配合程度。由于村民的力量是分散的，当地方政府做出不利于某些村民的决定时，村民并不能对地方政府构成有效的制约。村民虽然有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的强烈愿望和动机，但缺乏通畅的参与渠道和有效的参与机制，以至于一些矛盾本可以在初期低成本地得到解决，却激化为对抗形式。本章的主要内容是：首先叙述村民和政府之间围绕工业污染发生互动的社会背景；其次分析村民与政府之间围绕环境信息展开的供需互动；再次分析村民与政府之间围绕环境公正展开的行为互动；最后总结当前存在的矛盾。

转型机制是指在厘清乡村工业污染的发生、发展逻辑的基础上，在社会结构层面建构一套能够影响各相关主体环境行为，促使生态环境向好的方向转变的社会机制。转型机制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乡村环境的彻底好转，使农村居民获得优美的生产和生活环境。转型机制需要有建设者、责任人，需要有可操作化的路径和手段。根据前面地方政府与企业、企业与村民、村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论述，环境治理主体需要在权利、义务和责任上进行界定。本章的内容包括转型机制的目标、条件、内容三个方面。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微观基础是一个具有现实价值又尚未讨论清楚的时代话题。社会机制的研究也开始成为社会学应用于社会的一个杠杆。本研究通过探讨环境污染发生和扩大的社会机制，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第三章到第五章分析了环境污染力量和环境治理力量在环境纠纷事件中的表现，展示了环境污染加重的微观发生机制，第六章对中国的环境治理机制做了大胆的设计。在尾论部分，笔者再总结一下本研究的发现以及今后的研究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