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而言，过往几千年形形色色的制度，尤其是涉及整个社会的宏观制度，往往是自然演化的成分大过人为设计的成分。封建制度如此，资本主义制度也如此。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更被认为是“看不见的手”作用的结果。站在这个角度，西方学者将20世纪以来席卷俄国、东欧、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视为一项“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即用人为设计的一套方案去改造社会的实验。他们关心的问题是，“一个社会，尤其是一个有着强固的农民传统的社会，能够被立志消灭旧制度、引进新制度的国家政权推动多远”（Unger，1984）。“社会工程”的提法，把握住了社会主义运动区别于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凸显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践效能。在西方学者眼中，这场规模宏大的“社会工程”不仅是对西方理论的挑战，而且是对人类实践之可能性的探索。可以说，整个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都是在这样一种价值关怀下开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