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古今”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最割舍不去、最萦绕于怀的四个字，在其背后，是中国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命运问题，说到底就是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自我定位和发展路向以及民族认同的问题。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先后围绕器物发展、制度变革展开过各种激烈的探讨。到20世纪初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后，焦点最终集中到“文化”这一“人心”的，作为生命绵延、精神传递和死亡超越的载体的论题上来。从梁漱溟、钱穆、冯友兰等老一代新儒家到第二代新儒家的代表牟宗三、余英时、杜维明，无不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问题上殚精竭虑，孜孜以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