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文语源学中，“信任”一词中的“信”，本意指诚实、真实和真诚无欺；“任”则指使用或任用。在《辞海》中，“信任”被明确界定为“信得过而托付重任”（程倩，2007）。可见，在中国文化中，信是任的前提，任是信的后果，建立在“信”基础上的“任”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不陌生。信任主要以交往关系为基础，信任与不信任之间也并不是静态的和绝对的，由信到不信，不信到信，可以相互转化。中国人的这种信任模式以理所当然的方式存在了几千年，几乎从未受到挑战。第一个提出挑战的人是韦伯。他根据信任对象区分出两种信任类型。一种是“特殊信任”（particularistic trust），指以血缘性社区为基础，建立在私人关系和家庭或准家族关系之上的信任；另一种是“普遍信任”（universalistic trust），指以信仰共同体为基础，建立在有相同信仰或利益之上的信任（彭泗清，1999），并提出中国人的信任不是建立在信仰共同体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因此对血缘关系以外的人存在普遍的不信任（韦伯，1995）。福山对韦伯的观点进行了延伸和发挥，认为美、日、德属于高信任度社会，而中国、意大利、法国等属于低信任度社会（福山，1998）。作为对韦伯、福山等国外学者有关中国人信任行为的偏见的回应，中国学者提出了中国文化背景下信任的概念指标、信任结构、信任模式，以及维持信任和产生信任的机制等（张云武，2009）。然而，无论是中国文化的多元性（King，1991）、信任行为的时代性（Wong，1991；Kao，1991；陈介玄、高承恕，1991；郑伯，1995），还是信任结构的复杂性（王飞雪等，1999），似乎都不能回答中国社会存在的普遍不信任问题（彭泗清，1999）。但有一点却是学者们的共识：建立在“差序格局”上的传统中国人际关系中，社会信任程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