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对移民社会融合的重要影响作用已得到了许多研究和论证。在国际移民方面，美国社会学家波特斯（Portes，1998）首先注意到社会资本概念在移民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他提出，社会资本是移民个人通过其在社会网络和更为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成员身份而获得的调动稀缺资源的能力，移民可以利用这种成员身份来获取工作机会、廉价劳动力以及低息贷款等各种资源。此后，倪志伟与桑德斯讨论了美国移民的家庭社会资本对于他们获得“自雇”地位的作用（Nee and Sanders，1996）；麦西等根据历史资料与统计数据，对墨西哥移民迁移美国的过程中社会资本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详尽分析（Massey et al.，1998）。关于海外华人社会的研究，更加证实了社会资本对于新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重要性。波特斯和周敏的研究发现，新移民倾向于与老移民保持联系，并从他们那里汲取对他们有用的亚文化（Portes and Zhou，1994）。王春光（1999）在对国内外的“温州城”进行深入的考察后指出，作为非精英移民，温州人主要凭借吃苦耐劳的精神和乡土性社会关系资源，在流入地（或国家）最边缘的经济层面，确立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战略，以达到最有效的融入效果。周敏、林闽钢（2004）的研究表明，纽约唐人街早期移民的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都比较匮乏，但相对丰富的社会资本促进了新移民与当地主流社会的融合。赵定东、许洪波（2004）在考察中哈移民后发现，移民最初进入接受国时大多缺乏进入主流社会的渠道，而作为补充资源的社会关系资本能够促进或者加快移民在“异国”的适应进程。所以，乡土社会网络可能成为精英移民融入的障碍，但是对于非精英移民而言，这种乡土社会网络确实是实现社会融合的优势条件。在国内移民研究方面，学者们强调社会网络在移民最初生活适应方面的促进功能，例如彭庆恩（1996）通过对农民工中“包工头”的个案访谈，提出关系网络构成了个人所拥有的“关系资本”，其作用甚至超过了人力资本等其他结构性因素。刘林平（2001）在对深圳市湖南籍新移民的个案访谈中观察到，社会资本的功效是在比较中存在的，是移民获得利益、配置稀缺资源的重要手段。赵延东、王奋宇（2002）也提出在农民工经济地位获得的过程中，社会资本所扮演的角色可能比人力资本等因素更为显著，甚至连他们所拥有的人力资本也可能要依靠其社会资本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因此，城市农民工依赖社会关系“展开”自己的经济行为，而不是经济行为“嵌入”社会关系中（渠敬东，2001）。同时，也有学者通过对城市移民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网络密度越大、网顶越高、网络差异越大的城市移民，越有可能较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段雪辉，2007）。此外，其他学者发现，流动农民工社会网络的“规模小、紧密度高、趋同性强、异质性低”，由此对其社会融合产生了限制作用（王毅杰、童星，2004）。陈映芳（2003）则试图从近现代城市所具有的一般特征——城市性角度，而不是从一般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来理解新移民群体的社会生活，包括他们的社会状况、社会参与，以及他们在移居地的文化体验，如文化冲击、文化摩擦和对移居地的文化认同等。郭星华、储卉娟（2004）的研究表明，外来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实际上在逐渐增大。刘玉照（2004）通过对在大陆工作和生活的台湾人的研究也指出，与早期移民相比，新移民已经不需要在当地人的夹缝中谋求生存：他们努力争取尽快融入当地社会的动力大大下降，他们不但不会去学当地的方言，甚至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方面，也更愿意固守自己传统的东西；在社会交往方面这些后期移民也表现出日趋封闭的倾向。吕青（2005）认为受到社会交往范围的限制，新市民（新移民）不能很好地融入城市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