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帕森斯统治社会学的时代结束后，社会学出现了多元话语体系，这包括社会交换理论、社会冲突理论、符号互动论、现象学社会学、常人方法论等，由此造成了社会学理论的重新分裂。面对这一理论困境，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试图在批判和反思古典社会学理论（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理论）的基础上构建新的综合理论。亚历山大（新功能主义）、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哈贝马斯（沟通行动理论）、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以及布迪厄（实践理论）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在这里，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凸显出来：我们身处的到底是现代性的社会还是后现代性的社会。哈贝马斯、吉登斯等人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强调现代社会是一个正在发展或是激进的现代性过程；与此相反，在德里达、鲍曼、福柯等人看来，以工业社会为基础的所有制度和规则已经烟消云散了，“社会性”肖瑛（2006）认为社会学的方法论根源蕴含在“社会的”和“社会性”中。在社会学思想史中，“社会的”和“社会性”有四种表征：与“异化”和“失范”对立，彰显马克思意义上的“人类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与原子论的个人主义对立，彰显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和互动性；与抽象性对立，彰显具体性和相对性；与神秘性和神圣性对立，彰显世俗性和日常生活性。据此，社会学的方法论可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来概括，在这种想象力中，社会是一个高度相对性和具体性的存在，个体和社会处在相互建构的“结构二重性”关系之中，个体的、日常的和世俗化的行动是社会实现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一词对于社会学理论已成为一个幻想，“确定性”对于社会学也成为一个梦魇。由此，在鲍曼看来，我们如今就生活在流沙之上，唯一可以依赖和信任的就是怀有共同焦虑和孤独的同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