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命运，是一个重要又充满争议的问题。现时代是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时代。但是从社会学和社会病理学的视角来看，这又是一个因为现代性产生而问题重重的时代，生活世界尤其如此。从西方经验来看，自现代性诞生以来，以自由、平等、博爱、公平和正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理念吸引了芸芸大众，而以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工具理性为核心的西方普世理念更试图重建全球普世价值观。但是，早在19世纪中后期，韦伯就看到了这一现代性合理性的悖论。他着眼于文化而思考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境况。在“不知有神，也不见先知”的今天，作为个体，人如何在“价值多神”的状态下克服虚无主义而获得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实现积极意义上的自由，韦伯对此的回答很平淡：“在现代社会中，人要获得个性与自由……只有每个人都找到操持他生命之弦的守护神。”（李猛，2001b：127）唯有此，一个人才能在世界上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才能成就他的人格。与韦伯一样，尼采也更为猛烈地批判现代社会中人类的“异化”处境。他宣称“上帝的死亡”，欧洲进入虚无主义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