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后现代理论从认知与表述、权力关系、人类学者的殖民境遇等维度对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与民族志写作展开批评与反思（Asad，1973；Clifford and Marcus，1986；Marcus and Fischer，1986），使我们能够正视人类学知识生产的时代局限与内在困境。但是，当各种纷争随着“写文化（writing culture）”思潮的逐渐淡去，我们发现，田野工作对人类学研究的重要作用及意义似乎并未受到动摇，田野调查仍然是“人类学学科自我界定与合法化的核心策略（Gupta and Ferguson，1997：5）”，民族志依然为理论之辩论、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验基础。当然，较之马凌诺斯基（Malinowski）时代的研究而言，如今的田野工作本身即是一个文化实践体系，对“田野”本身的反思以及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关注，促使我们慎思地点、场域、权力、表述及情景式的知识建构，并力图将地方场景与更大范畴的社会空间联系起来。对于本书而言，田野工作与社区研究仍然是构成整体论述的知识来源，当然，新村特殊的人文地理位置以及该族群迁徙、定居以及再移民的历史，则将我们从社区研究引致更广泛的论域，并将之与民族国家、族群互动、全球化以及跨国网络相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