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的“人”（或者说行动主体）一直都是以自主独立且绝对稳定的个体形象出现的，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社会互动理论（包括社会交换论、社会资本理论等）关注的都是完全理性的个体之间的互动及其社会后果。埃利亚斯严厉批评了西方社会学的这种个体观，并通过细致分析文明进程中个体心理及自我的改变，论证了个体与社会之间密不可分的关联性，但他依然没有改变已经非常成熟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最基本的个体/社会观。从事社会科学本土化研究的社会学和心理学学者逐渐认识到基于这种预设的西方理论在解释中国人心理和行为上的不足，指出中国人社会互动行为的逻辑起点就与西方人不同，强调从“关系”的角度重新建构理论范式。然而遗憾的是，这些研究虽然细致地展现了中国人互动行为的微观机制，尤其是关系运作、情面运作的技巧性、策略性，但是除了进一步巩固中国人的“理性人”形象之外，并没有发掘出“关系”之于中国人的本体性意义，而且这些研究给我们的印象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在理性地进行关系运作，我们看不到社会变迁，感受不到中国人在当下的社会交往中普遍存在的那种深刻的焦虑和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