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把已经不断衰弱的清王朝推到了濒临崩溃的绝境，它们被扑灭的过程也同样为绅士提供了表演自己的社会动员和凝聚能力的千载良机：正是这些多半由获有科举功名的人率领的军队，以非常的努力战胜了如此可畏的挑战，使得表面看来不堪一击的王朝能够度过危机并继续生存了近50年，它再一次明白无误地显示了中国社会中那套既有秩序的韧性和复原能力。但是，辛亥年武昌城的新军暴动却引发了一场结束沿袭两千余年的帝制的运动，是什么因素改变了中国历史上不断上演的“王朝循环”主题呢？孔飞力的回答很耐人寻味：“可以合理地假定，随后的衰落是名流自身的某些致命的弊病所造成的。使1864年胜利成为可能的某些制度和某些品质，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已被削弱或破坏，导致的结果不仅是统治王朝而且也是传统的国家制度的毁灭。”我把绅士集团（孔飞力习惯于用“名流”一词）在传统社会末期的变化称作“蜕变”，但它并不仅仅指“某些品质的削弱或破坏”，也不必然是“某些致命的弊病”，它理应包括一些过去所无，新萌发滋生的趋势和特征。现在，让我们先不急着对它下一个“精确简明”的定义，而是转向1900年代的江苏，考察一下绅士变化的几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