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士绅在帝制中国的后期具有特殊的社会重要性，所以，从士绅在近代的蜕变来探究近代社会的变迁便素为学界所重视。无论是费孝通、萧公权等人的经典士绅研究还是孔飞力、周锡瑞等人的地方精英研究都是这一思路下的成果。但这些研究的一个共同问题在于都只看到了科举制在产生士绅上的重要性而未意识到这个制度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将科场建构成了一个场域。所谓“场域（field）”，按照法国当代社会学大师布迪厄（P.Boudieu）的说法，指的是由许许多多社会位置及其关系所形成的一种社会空间，在这种空间背后贯穿着的是各种社会力量相互斗争的逻辑。在每个场域内所争夺的是各种类型的资本，而习性（habitus）则是场域在行动者身上体现出的一种性情倾向——它一方面是场域的塑造结果，另一方面又是维系场域的动力机制。参见P.Boudieu，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Society and Culture，1977；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1977；《反思社会学导引》，1991。场域理论的长处在于对社会支配关系的分析。例如，他本人就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学校场域的剖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支配关系）再生产的机制。而本文从此理论出发所要透视的问题是：教育场域内废弃科场、新立学堂的过程是怎样牵动着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