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农民大规模的跨区域流动所以如此引人注目，其直观的原因大概有两点：一、它已成为现今中国社会生活的一项“结构性”事实，即稳定的、涉及社会多方面的重要现象。二、流动态势超出了人们最初的预料，国家的控制措施在现实中难以完全到位，根据有关政府材料，1994年全国流动人口约8000万，登记的为4400万。暂住人口的违法犯罪率为12.8%，是总犯罪率的4倍弱。根据北京市副市长孟学农对新华社《瞭望》周刊记者的讲话，1995年北京市的刑事犯罪案件中，外来人口作案占56%，集中聚居地区占70～80%。根据1994年本人在广东的调查，外来人口作案的破案率可能为一般案件的1/3。1989年北京流动人口约为131万，在公安部门登记的有101万。原计划在2000年市区流动人口达210万。（见大城市政府调研机构联合课题组：《中国大城市人口与社会发展》，第9页，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北京，1990。）到1994年，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等单位于该年11月10日进行的流动人口调查，全市流动人口为329.5万，绝大部分在市区，而其中在市区居住的就达238万，在公安部门登记的可能不到2/3，现实发展完全超出了规划预测。政府和社会已为此感到焦虑。农民自发流动的开始，固然来自于国家自上而下的对某些个体的权利的界定，这些权利主要包括：农民因“大包干”而获得的农副业生产经营自主权、因公社制的解体而获得对自身劳动力的自由支配权、因国家的城乡个体户政策的获得的从事非农业经营的自主权，以及在一定范围的进行物质交换的权利。这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都已得到体现。此后的关于农民到小城镇落户、可在城市银行开设独立户头等等的权利，则与其说是国家主动界定的，毋宁说是农民在现实中争取到的。但是，这种“权利”的获取，怎么被运作成了现在大规模的社会行为呢？尽管我们已在宏观层次上对流动的数量、成因、分类等作了很多描述和分析，但流动行为的内在规则和机制仍然是个“黑箱过程”。通过对北京大学图书馆1989年1月至1995年6月报刊目录检索和北大图书馆书库中文目录检索，我搜集到有关农民流动的学术文章62篇。此判断是对这些文献分析后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