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突破了传统研究从抽象维度出发将“治理转型”视作研究背景的局限，具体地勾勒当代中国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核心领域，并讨论不同领域改革与社会组织发展的复杂关联；其次，在多维制度分析的基础上呈现当前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深层特征；最后，展开进一步的讨论，介绍《当代中国治理转型与社会组织发展》一书的篇章安排。

本文首先从“社会建设”及“国家治理转型”的宏观制度变迁发展来讨论，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社会组织发展所嵌入的时代脉络；然后以社会为本位，引入近年来中国社会生活变迁的核心要素，认识和理解当前社会组织发展的社会土壤。

本文首先尝试构建社会组织功能与条件的总体性理论视角；然后以深度案例研究的方式分析了这些社会组织赖以发展的条件在当前的现状；最后进一步讨论社会组织领域技术治理思维的深层肇因，并探讨超越技术治理的新型政策思路。

本文首先引出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转型以及社会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其次，勾勒了社会组织领域的模糊发包治理模式是如何引发不同层次政府环环相扣制度实践的；然后，结合S市的经验资料进一步展开分析；最后，在更为抽象和一般化的层次讨论模糊发包作为一种治理机制，在国家治理中的结构性缘起，以及这种治理机制可能引发的制度实践与社会后果，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模糊发包作为一种分析概念的分析效力以及可能引发的更多研究议题。

本文首先通过聚焦近年来治理转型中的政府改革进程，引入研究问题；其次，将把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讨论从抽象的“国家-社会”二元设问带回具体的治理转型情境，用多层级行政体系取代对整体国家的简单想象，探讨社会组织发展对于行政体系改革所具有的复杂影响。本文通过借鉴和拓展“行政发包制”理论，强调多层级行政发包体系在不同改革阶段会遇到不同难题，导致改革行动者对社会组织不同的定位和功能塑造，进而推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动态演变；然后，本章运用这一新型分析框架深入分析处于治理转型前沿的S市T街道近三十年来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变迁，从中探求“行政吸纳社会”与“行政借道社会”之间的转变机理；最后，本章对“行政借道社会”概念的理论意义展开进一步讨论。

本文首先以一种系统制度研究的视角，聚焦党建引领在社会治理领域发挥的总体性制度效应，并基于此考察党建引领对于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影响；其次，讨论了党建引领对社会治理领域的整体性意义；然后，在此基础上研判党建引领对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影响机制；最后，结合国内前沿地区的改革探索，简要讨论了未来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创新思路。

本文首先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勾勒了社会组织以“策略性应对”发展自身自主性的复杂机制；其次，以当前快速发展的公共服务型社会组织为例，展现出其在既有制度环境下策略性行动的复杂机制，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最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这种自主性生产机制对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

笔者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之所以这么说，有两方面基本的考虑。一方面，当前中国社会组织正处于改革以来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各级党政部门对于培育社会组织表现出越来越高的积极性，并开始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和资源以扶持和培育社会组织发展。笔者可以大胆地预测，照此趋势，用不了多久中国的社会组织在规模和数量上都将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另一方面，透过社会组织规模上的快速扩张，我们可以发现其发展中仍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这些问题背后都有深远的制度性原因，因此如果既有的社会组织制度环境仍保持现状而未得到根本上的优化，这些问题在未来几年将会变得越来越突出，其后果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转型将会遇到深层次挑战。因此，当我们站在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历史性十字路口，理论界和公共政策部门有必要形成一种制度创新的系统思路，从根本上塑造一种有利于社会组织良性、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制度环境。

十七大以来，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如果说，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态度是“宏观鼓励微观约束”（俞可平，2006），那么这种情况在最近几年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被中央政府不断强调，各级地方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都把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当作新时期创新社会管理模式的重要突破点；此外，政府职能转型的内在诉求，也要求各政府部门将一部分职能以购买服务等方式“转交”给社会组织。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开始以不同方式支持并资助社会组织的发展。一些传统的社会组织发展约束条件在实践中也逐步放开。在此背景下，中国社会组织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2012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社会组织一共有49.9万个，比2005年增长了约55.9%。考虑到国家统计数据只把正式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纳入统计范畴，因此，如果把各级地方政府备案登记或以工商登记方式成立的社会组织计算进来，实际的增长率会更高。进入2013年以来，国务院明确要求民政部改革登记管理制度，允许四类社会组织直接注册。各种迹象表明：未来几年，中国社会组织的数量发展还将进入一个全新的爆炸性增长阶段。社会组织的发展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它们不仅是国家多元治理体系中的一元，而且还是多层次公共服务体系中的有机构成。但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在治理转型中要发挥重要作用又需要许多制度条件的支持与保障。基于这一思路，本章将重点聚焦三个问题：首先，我们将回溯理论，指出现代社会组织的基本功能取向与制度条件；其次，对中国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和评述，尤其是指出其与理想发展方向之间的差距；最后，讨论未来城市社会治理转型中“社会组织体制”建设的政策着眼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