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高铁质疑的一个焦点是中国铁路运输管理体制：政企不分、监管不力、垄断封闭、内部人控制等。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自主创新最大成果的高铁，转瞬间甚至成为一部分人眼中掏空国人腰包、拖垮国家财政的洪水猛兽。政企分开、网运分离、开放市场、引入民资、促进竞争……一时间，仿效英、美等国20世纪80年代针对铁路产业实行民营化和私有化改革的解除管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体制改革方案似乎成为各路专家学者给出的解决中国高铁困局的唯一药方，其首要目标旨在攻克铁道部“这一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最后一个堡垒”。

本文分析了中国浙江与欧洲的铁路运输联系，义乌，因拥有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而闻名，成为中国万商云集的城市。如今，在“一带一路”倡议新时期，它又因“义新欧”国际货运铁路而再次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本章是本书的绪论，主要介绍了本书的研究问题、研究目标、研究意义、研究主要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资料收集和研究创新点。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一次注定载入史册的历史性会议，会议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做出实行改革开放这一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决策。在此大背景下，中国正式加入全球生产链，通过逐步开放市场，引进外资，发展出口贸易，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一直奉行“蓝海战略”，借助中国东部沿海便利的航运条件，凭借廉价劳动力优势在沿海地区大举发展加工制造业，以“中国制造”创造了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随着世界经济局势的逆转，“蓝海战略”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吸纳中国出口的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后，经济前景黯淡，未来对于中国出口的吸纳能力将降低；中国常年高额的贸易顺差，致使国际贸易摩擦频发，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未来中国出口优势将会受到削弱。与此同时，“蓝海战略”所带来的内需不足和国内区域发展不均衡等问题也愈演愈烈。“蓝海战略”正面临来自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挑战。对此，中国亟须寻找一种新的战略来对冲现有的风险。未来，中国高铁网的建成将打开中国西大门，这将形成一种新的陆权战略，与现有“蓝海战略”形成对冲格局，有助于中国实现由海权单向驱动向海陆双向驱动的转变。

在“蓝海战略”面临封闭和围堵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的向西开放战略为中国打开世界开辟出一条可能的道路。但在这条向西开放的道路上，俄罗斯所积极主导的欧亚区域经济整合战略成为中国向西开放战略的主要阻碍之一。但俄罗斯主导的欧亚区域经济整合战略存在先天和后天的缺陷和弊端，为中国“向西开放”战略提供了发展契机；同时，中国向西开放战略和俄罗斯主导的欧亚区域经济整合战略也有着共存和互补的可能，在竞争的同时，可以找到二者部分领域合作的空间。如何处理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区域经济整合战略的关系，具有现实而迫切的研究意义。

中亚国家独立以来，中国与本地区的贸易往来日益密切，特别是与中亚大国——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合作正在迈向一个新的台阶。本章从中哈经贸现状分析中发现，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市场的占有率不够理想——俄罗斯仍然是哈萨克斯坦贸易的主体，中国的主体地位不够突出。然而，这里说“不够理想”是指与预期相比。因为，目前中国作为最大的出口国，出口商品竞争力不断提高。加之，中国也像俄罗斯一样与哈萨克斯坦处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因此，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市场的地位，应不亚于俄罗斯，明显强于意大利、德国等国家。由此笔者提出本章将探讨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市场的占有率不够理想？本章围绕此问题，分析其原因，特别指出交通瓶颈问题，并且提出一些针对性的措施，其中交通的发展对于中哈两国的贸易发展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中亚作为中国西北边境紧邻的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对中国西部边境存在威胁的“三股势力”都提高了中亚地区对中国战略转移的重要性。中亚地区的经济整合也成为中国实现陆权战略和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关键地区。中国在中亚地区的能源利益、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正在从单一利益向复合利益发展，这些不同的利益不是相互隔绝而是有着内在紧密的联系，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中国在中亚的整体利益。虽然中国与中亚地区在历史上曾有过一段长时间的经贸和文化的往来，但是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中亚各国独立后，在政治制度的选取、经贸互动和文化的交往上，中亚各国都与中国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对中国的认知产生了一定的偏差。21世纪初由中国发起成立的致力于共同应对威胁本地区安全的“三股势力”的上海合作组织，为中国和中亚地区的合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上海合作组织在经济合作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成为中国沟通中亚地区和实现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一个重要机制。但目前上海合作组织作为整合中亚地区经济的工具也受到了诸多的挑战，本章将就上海合作组织推动中亚地区的经济整合遇到的问题和如何发挥高铁的建设在上海合作组织推动中亚地区的经济整合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分析。

根据中国铁路“十二五”规划，未来中国将形成五纵五横的铁路网与未来中巴铁路、中吉乌铁路、中印铁路、“渝新欧”铁路和泛亚铁路相连。这些铁路规划未来一旦实现将打开中国的西大门，与现有的欧亚铁路共同构成一张欧亚铁路网，有效地对冲现有的环太平洋海运网。欧亚铁路网的形成将有效地整合欧亚大陆经济，形成与环太平洋经济圈的对冲格局。在中国西部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地区交通网络的建设下，特别是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推动下，中国西部将有助于形成以新疆为中心的西部新经济增长极，来对冲现有以东南沿海为增长极的“蓝海战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实践需要欧亚大陆交通的畅通，高铁的延伸以及欧亚铁路网的形成缩短了原来经航马六甲海峡到达北非、欧洲的航线，途经地区又将“蓝海战略”面对的美国、日本等主要市场拓展到中亚、中东国家。中亚、中东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具有国际公认的重要战略地位，但由于中国一直采取的“蓝海战略”使得对这些地区的市场并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和开拓。高铁战略对开拓这两大地区市场具有特别的意义。因此，本章将对中亚和中东国家的贸易结构以及与中国的贸易现状进行研究，并通过贸易数据的分析呈现这两大地区市场的巨大发展潜力。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开始面临能源短缺与能源安全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对国外能源供应的依存度与风险日渐提升。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始积极建构“走出去”的国际能源战略，以获取海外能源资源的供应。然而，尽管中国政府及国有石油企业在建构和实施国际能源战略的过程中付出了诸多努力，如大规模海外资本投资、能源外交等，但是由于受到全球与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等结构性原因影响，中国国际能源战略仍然表现出了明显的被动性特征，受到多方面的制约，比如能源供给对海外资源市场的高度依赖，石油资源的获取高风险、高成本和高不确定性，海外石油市场准入困难，海外石油资源进口渠道的非均衡性，尤其是海外能源资源汲取的政治化色彩浓厚，等等。这种被动性的国际能源战略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能源供应安全的消极影响已经日益显现，也使得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越发受制于外部市场环境。而且，这一被动性的能源安全格局及能源战略将会在未来较长的时间里继续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施加重要的影响。因而，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需要突破传统的能源战略思维，建构和发展新的中国国际能源战略。反映到国家战略层面，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背景下，近些年来国家日渐关注和重视国家的能源安全与国际能源战略的建构和实施。和那些单纯强调能源供需张力、地缘政治、国家海外市场行动能力等因素对于中国国际能源战略影响的观点有所不同，本研究将试图从区域经济整合的视角出发，借用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相关理论工具，探寻和分析造成中国国际能源战略困境的深层结构性根源与因果机制，并尝试性地提出在高铁带动下的向西开放和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尤其是中国与中东中亚区域经济整合）的条件下，中国国际能源战略积极变化的可能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尤其是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以来，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得到了长足进步。1992～2007年，上海经济国内生产总值（GDP）连续16年两位数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2个百分点；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其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与现代化程度也在国内居于前列，并由此形成了极具代表性的“上海模式”。但是自2007年以来，上海的经济增长（GDP增速）连续4年低于全国水平，GDP增速在个位数徘徊。在经济增长减速的同时，行政和社会领域的综合配套改革也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深化改革思路，力求从转型困境中求得新的发展机会。但是转型向哪里转，创新如何创，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从现有的相关研究来看，研究者大都还是从传统发展经济学的新古典理论和发展社会学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出发，依据发达国家和既有国际大都市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往经验来规划上海的城市发展，并根据所谓的“规范化事实”推演出一般性结论。比如通过比较发现上海在转型过程中存在着的产业结构不合理、服务业落后、高科技人才缺乏等问题，据此提出了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端服务业以及构建人才高地等对策。21124663虽有一定建设性，但也表现出很浓的“循环论证”色彩。究其原因，盖由于此类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认识到与其他国际大都市相比，上海城市经济社会转型所依托的内外部制度环境完全不同，并且正处在深刻变化当中。缺乏认知和视角上的转变，仍用彼时经验规范指导现时实践，在面对上海转型创新“向哪转、如何创”的问题时，自然无法根据正在发生极大变化的国际、国内和本地实际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基于此，本章将在分析上海现有发展模式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及其制度性根源的基础上，提出上海应该从面向海洋转向面向内陆（欧亚大陆），从对欧美市场的依赖转向开拓国内和中亚、中东等新兴市场，从外资、外企和外商的输入地转向资本、技术、品牌和服务的输出地，此种转向可以凸显和发挥上海此前30多年开发开放积累起来的竞争优势，借此服务于内陆的制造业和广阔的欧亚大陆市场，获得持续的创新动力和源泉，从而加快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和加速实现“四个中心”建设战略目标，最终成长为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东部推动极，为构建由中国主导的欧亚大陆陆权战略（以对冲美国主导的海上霸权）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