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土地流转弱化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偏好、以住房改造隔离农民与村落的空间联系、以行政化社区组织的构建瓦解乡村熟人社会、以城市社区服务标准催生新社区居民的“城市意识”是浙江省嘉兴市城乡一体新社区建设的主要方式和实践过程。文章认为在新社区建设过程中，有了诸如社区庇护主义的出现和发展、社区法团主义的产生和扩大、社区父爱情结的再生与扩张等现象，这些现象的出现说明单位社会在中国大陆并没有完全终结，相反，它正以特殊的形态发挥着作用。正视这个现实是做好新社区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建设的前提之一。

学界所热衷探讨的社会福利社会化具体有三个方面的逻辑误差，国家福利抑或社会福利：概念的逻辑误差，社会福利的共享抑或独受：理念的逻辑误差，社会福利实现的手段和目的：实践的逻辑误差。不加区分地片面社会福利社会化违背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中的人民共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最终目的，本文认为不可因为目前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社会福利问题而强化社会福利社会化，国家责任主体地位仍然必须加以确认。

以棚户区改造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民生工程建设构筑了中国后单位社会国家责任的外在表现形式，构成了民生工程研究的“中国寓意”。棚户区居民的社会地位底层化是后单位社会民众利益寻求国家保护的社会基础。单位社会中政府对社会空间的长期高度控制、民众的单位依赖心理长期浸淫和资源国家独控等赋予国家提供保护的责任。后单位社会国家保护动力、能力、合力和激励功能表现为以政府的公共权威和高强的社会资源动员及支配能力完成国家保护以完善社会整合机制。

2016年G20杭州峰会志愿服务组织管理的经验主要体现在管理理念的科学性、管理方式的有序性和管理效果的有效性。其中点面结合的志愿服务运作机制和精细化的管理方式奠定了志愿服务成功的基础。通过总结、解析G20杭州峰会志愿服务第一手资料，力图提炼组织架构、选拔培训、政策保障、氛围营造等组织管理特点以及联络管理方式、分工协作方式、督查落实方式、应急响应方式等组织管理方式的实践和经验，以期进一步提升大型赛会志愿服务组织与管理的质量和水平。

中国福利制度体现了中国社会转型“利益协调”的特点，其政策基础是中国传统社会福利思想。中国传统社会福利思想表现在思想基础的复杂性、责任主体的多元性、保障项目的全面性三大方面。苏联的社会保障模式是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国家和企业负担全部社会保险费用，也就是说国家包揽了一切，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及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是在国家的强制权力运作下实现的。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市场体制大转变的推行，原有的利益均沾性质的社会福利原则遭受到了否定性的批判，一种新的立足于俄罗斯式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渐构建起来。俄罗斯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以社会责任取代了过去的国家责任，在这个意义上说其制度转型比中国要好。从目前其运行的情况看，其适合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建立，社会各方的法律责任、义务和权利都已经明确，内部运行机制已经形成。特别与中国不同的是，其社会成员对社会保障的依存度较高，同时各种监督体系开始发挥作用。

政府间区域惯性协作是指区域内地方政府根据各地社会资源不均等分配的结果而采取自发协作，即根据区域间明显的比较优势，在客观上自然形成区域分工，它包含三个方面的研究内容，即政府间区域协作所必需的资源配置制度、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及地方官员的参与动机。通过长三角区域合作制度研究发现，目前存在各级政府间惯性协作的制度化运作程度还不完善、在应对社会突发事件时还缺乏权威性的中心协调机构、区域内各行政区的地方保护主义没有得到制度性遏制、民间行业协会还没有成为各级政府之间惯性协作的公共中间服务平台等问题，其中既有阶段性区域发展过程问题，也有文化、历史及体制性问题。

杭州市将社区首诊制置于医养护一体化全科医生签约智慧医疗服务系统之中，通过使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实现多部门联动，把医疗康复护理进家庭作为基础，根据居民的不同健康需求，提供及时、高效、安全、综合、个性化的健康服务体系，为社区首诊、双向转诊、分级诊疗体系的开展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到2016年，杭州市主城区与全科医签约的居民共71.5万人，签约覆盖率达28%，其中重点人群覆盖率达到64%。杭州市社区首诊制的突出经验表现为通过建立健全政策联动体系、提升基础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以及以需求为导向提供签约内容等措施，积极引导居民自愿参与社区首诊。但也存在全科医生数量和服务能力不足、医患信任度低、配套措施不完善等问题，影响了社区首诊制的有效推进，未来应着重从以上几方面入手加强社区首诊制建设。

村改居是在中国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出现的特殊现象。就村改居居民切身利益诉求类型而言，可以分为直接受到侵害的个体利益诉求、直接受到侵害的集体利益诉求和间接可能受到侵害的利益诉求等，这是普通村改居居民直接利益所体现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的具体形态。在现代社会中，社区已经逐渐成为治理社会问题的基础场所，村改居社区虽然是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社区特殊形态，但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区位性社会行为载体，其社区治理更需要引入利益协调机制，建立和完善社区自我发展的机制，动员社区内各团体、各社会成员共同为社区发展献计出力，推进社区建设社会化，即运作社区资源，解决社区发展困难，实现社区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最终实现增强人民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的治理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