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40余年，晋江农村在发展中曾一度起到先导性作用，虽然产业向城市和城镇集中，但是农村依然有其经济基础。晋江目前已经把乡村纳入城乡一体化进行规划和发展，但是并没有按城市建设方式来建设乡村，乡村成为晋江现代化发展的另一种多样性资源。在这个基础上，晋江推进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以及农村现代化发展。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农村现代化并不是抛弃传统，而是让传统与现代实现有机结合，使农村现代化成为一种软实力，助力晋江县域现代化。

本文关注劳动贫困层（working poor）和面向他们的反贫困政策，从理论上明确劳动贫困层的定义、发生环境和决定因素，探究劳动贫困层的主要特征及反贫困政策。研究认为，韩国的劳动贫困层由两大群体构成，一是就业贫困层，即反复经历失业和就业过程的周期性贫困群体；二是待业贫困层，即由于各种原因不就业的长期性贫困群体。现有的劳动贫困层支援政策致力于促进失业者就业，但其效果仍不尽如人意。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人口流动的加剧以及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的加速，中国农村的空巢家庭越来越多，脱地农民或被征地农民越来越多，作为保障单位的家庭和作为保障资源的土地对农民的养老保障功能正在不断弱化；与此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就已开始探索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却一直未有大的突破。因此，在农村现代化与城镇化的背景下，对农村养老的制度和模式的积极探索就尤为必要。本文尝试从社会政策的角度出发，通过对重庆市沙坪坝区曾家镇B村的实地调查，以该村的集体土地流转和利用模式、村改居情况、社区建设情况等为背景来观察农村社会养老方面的现状和变化，并结合行政、家庭和市场等逻辑，从保障单位、保障资源与保障水平等方面分析B村农民新居在养老中面临的问题及其影响因素，进而积极探索农村社区综合养老的可能性及其可能途径。

随着中国城镇化的推进，全国进城务工人员队伍不断扩大，家庭式流动比重越来越高，对流动人口的城市接纳、社会包容与社会服务管理也日益重要，尤其是流动家庭随迁子女在流入地的教育问题日益凸显。本文以广东省东莞市H镇为调查点，以该地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情况为调查内容，结合该地的教育资源及针对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政策，重点考察了城市接纳流动人口子女的制度衔接，进而初步观照了家庭式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服务管理制度。

在现代化、城镇化的进程中，中国的乡村社会日益发生着巨大变化，伴随这一进程的是大量的土地纠纷，越来越多地牵涉到地方政府、村集体、村民及其之间的复杂关系。利益各方也在行政社会和村庄共同体运作逻辑的交互影响中呈现各异的表现。本文通过分析关中西部某平原县城镇一起强拆事件发现，行政社会的运作逻辑借助所谓的“合法性”构筑，通过地方政府与村干部共谋下的权力运作，对农村社会治理施加了一定的影响，但同时也刺激生成了社会的反弹，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村庄对于共同体的体认，带来村庄共同体逻辑对其制衡。

本文从台州市应对几次突发事件入手，对其网格治理体系的搭建和创新发展予以呈现，重点讨论了以基层一线网格员群体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在参与社会大规模协作中的角色定位、功能发挥及其优势与局限，具体内容包括网格治理体系的搭建、基层动员与网格治理之“和”、部门协作与网格治理之“合”，以及小结与讨论四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