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采用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组织分析的理论框架，强调外部制度环境（国家和资本市场）在塑造大公司内部结构和战略中的作用，尤其是权力和合法性在组织变革中的关键角色。基于676家中国上市公司2000～2007年的财务和公司治理数据以及相关深度访谈资料，本研究发现，无论是之前的多元化还是之后的去多元化和回归专业化，国家政策都起到了强大的形塑功能；同时，资本市场也有力推动了上市公司的专业化战略转型；多元化不但降低投资回报、损害公司股市表现，而且减缓公司成长。尽管多元化对业绩不利，但我国公司仍热衷多元化并由此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公司多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我国企业进行多元化有着更为复杂的制度和社会原因，而并非单单受经济和效率因素驱动。

基于中国676家上市公司1997～2007年的面板数据及对上市公司高管、独立董事、律师、基金经理和证券分析师等进行深度访谈得来的定性数据资料，本文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公司治理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试图对以上问题做出回答。

首先，从理论上来看，本文所做的研究加深了我们对外部制度环境如何塑造大型企业内部结构和战略这一问题的理解， 具体而言，本文使我们对国家和金融市场在大型企业公司治理和公司战略变革中所起的作用有了更为深入和全面的认识。其次，从现实意义上来说，本文进行的调查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和家族企业）是如何在过去几十年中通过股权多元化/股份制改造、公开上市以及实施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改革而实现向现代企业转变的。此外，虽然近年来相继出现了不少关于中国金融市场和上市公司的研究文献，但绝大多数都是从经济学或政治学的角度来做的研究；而本文则是从社会学角度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剖析，通过这一社会学新视角，我们对中国金融市场的结构、运作机制以及中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和公司战略问题会有新的、更为深入的理解和认识。

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全球化进程及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各个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快速增长，金融化趋势不断加强，政府、企业、家庭和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金融活动的影响。金融资本的全球流动是当前资本主义发展到新阶段的突出表现，它改变了以往的资本结构和产业结构，极大地强化了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支配作用，带来了“社会生活金融化”的新趋势。

社会中的劳动分配制度是个人和家庭再生产的主要物质条件，一般来说，接受不同薪酬等级的劳动者占据着相应的社会经济地位。在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经济社会领域最为显著的一点是市场体制和竞争机制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伴随而来的是计划经济时期供职于公有（集体）经济“单位制”中劳动者转而大量被非国有性质的公司雇用。劳动者群体本身的分化越发显著，以个人或家庭物质财富为基础的社会分层一方面展现了中国近四十年渐进式改革引发的社会结构变迁，另一方面也将成为十九大以后“以人民为中心”改革的重要考量因素。中国作为目前世界上经济体量最大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好国有企业不但是政治经济体制的根本要求，还涉及国家制度机制有效的运转和劳动分配的公平正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在20世纪60～70年代，尽管美国大公司广泛采用了集团公司模式（the conglomerate model）和多元化战略（diversification strategy），但并没有足够证据表明这些战略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相反，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多元化战略在提高公司业绩、增强公司竞争力方面是无效的。因此至20世纪80年代，多元化集团公司模式开始失宠，提升专业化成了美国大公司在过去三四十年的战略趋势。比如，1980年，只有25%的美国大公司集中于单一行业（a single 2-digit industry）运营，而到1990年这一比例达到了42%（Fligstein，1991；Davis，Diekmann ＆ Tinsley，1994；Zuckerman，1999，2000）。在其他发达国家或新兴经济体，也有不少因素在推动公司模仿、采纳美国盛行的专业化战略：企业所在国政府会要求企业停止多样化运营以提高公司绩效；机构投资者会迫使公司去多元化（de-diversify）以提高投资回报；公司董事会中的外籍董事也会要求企业采取更加集中化的战略；商业教育者和咨询顾问在其教学和咨询服务中，也十分推崇美国大公司的专业化战略（Ramaswamy ＆ Li，2001）。美国大公司的专业化趋势通过“制度同构”（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机制在全球各地得以广泛传播，彰显了公司多元化战略研究采用经济社会学和新制度主义视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无论在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企业最高管理者的更替都是企业要面临的重大战略决策之一，在中国尤其如此。由于市场经济制度的不完善和“关系导向”的管理模式，“能人经济”特征在中国表现得十分明显。不管在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企业最高管理者的强弱往往与企业的业绩密切相关，甚至关系企业的生死兴亡。一个“能人”常常能救活一个企业，一个“败家”领导也可以搞垮一个企业。因此，研究中国企业管理者的更替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上市公司而言，其CEO的更替情况——比如在公司业绩不佳时，公司CEO能否被及时撤换——也是透视和衡量公司治理有效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公司治理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长久以来一直是研究人员、企业高管和政府监管者颇为关注的问题，尤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频频曝光的美国公司丑闻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一问题更是成为多方关注的焦点。虽然大家对“好的公司治理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有促进作用”这样的观点基本达成共识，但究竟何为“好的公司治理”依然存在争议。在经济学家特别是秉持代理理论观点的经济学家看来，所谓“好”的公司治理做法应该是那些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代理成本并有助于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治理做法，即美式股东导向型的公司治理制度。这些经济学家还具体列出了包括委任更多的外部独立董事、分设CEO和董事长职位、增加机构投资者持股份额等一系列所谓“最佳”公司治理做法，这些“最佳”做法在强化董事会权力与独立性、增强CEO责任感、降低代理成本继而实现企业绩效的提升等方面，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准则。与此相反，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则认为根本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好”的公司治理做法，所谓“最佳”公司治理做法是一种社会建构，其能否真的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契合所在的制度环境。特别是那些跨文化移植自西方的所谓“最佳”公司治理做法（比如外部独立董事制度）往往存在脱离所在国实际的问题，因此在采用之后不但对企业绩效的提高可能起不到什么积极作用，而且还常常导致一些意外负面后果，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对公司利益造成损害。同时从另一方面来看，许多被代理理论判定为“坏”的公司治理做法，例如国家持股，反而可能有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因为在争夺稀缺资源和市场地位的激烈竞争中，国家能够为企业提供强大的支持和帮助，这对生存于瞬息万变、处于赶超阶段的后发经济体国家中的企业来说可谓尤其重要。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凭借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在向前迈进。在此过程中，国家鼓励非国有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的发展并大力进行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改制。因此，国有企业在工业生产中的比例已从改革之初的大约80%下降到了2008年的30%左右。然而近些年来（尤其是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却出现了显著的国有经济壮大而民营经济不断缩减的现象（即所谓的“国进民退”），同改革初期民营企业份额增长而国有企业份额随之减小的趋势（“国退民进”）形成了鲜明对比。“国进民退”的现象在企业并购领域尤为明显。例如，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中粮集团）与厚朴投资管理公司均为国有控股企业，它们在2009年7月曾将61亿港元投资到中国蒙牛乳业有限公司（香港上市）这样一家民营企业以获取其20%的股权。这在中国食品行业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并购投资。随后，山东省最大的民营企业——日照钢铁有限公司和由山东省政府控股的山东省最大企业——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也通过后者吸收前者的形式进行了合并。这次合并重组创造了中国第二大规模的钢铁公司，仅次于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不仅仅在中国国内，海外地区由国有公司为主导的企业并购也同样盛行起来。海外类似的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开发这样的资源开发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