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是当前国内学界的主流理论研究范式，广泛应用于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领域。近二十年来，借助“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社会学论域中的诸多研究，包括乡村社会研究、城市社区研究以及社会组织研究等均取得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证成果。但综合观之，这些研究或存在对“国家与社会”框架的“神化”倾向屏蔽了其他框架的解释力，或仅仅是在语词意义上使用“国家与社会”而无力揭示现象的本质。更为重要的是，“国家与社会”作为一种具有特定内涵的分析框架，本身具有难以突破的限度。这种限度既来自与之相关的理论脉络，更与全球化和网络化时代的到来密不可分。基于此，目前国内已经陆续有学者开始质疑这一分析框架的有效性和恰切性，并致力于重构更具解释力的理论范式。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会议指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面对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新思路、新要求，如何将新社会阶层组织起来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基于此，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社会结构转型与传统社会治理体制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其次分析了新社会阶层“组织起来”的必要性和新社会阶层的组织化：自组织与他组织；最后提出了如何更好地发挥新联会的作用，使其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