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六城市调查数据，325083比较分析我国城市社会质量的地区差异状况。数据显示，在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与社会赋权四个领域，不同地区的社会质量存在明显的差异。如何通过改善社会政策全面提高社会质量，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普遍问题。

本报告基于“新时代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的相关数据，从地域流动、职业流动和代际流动等方面对上海、广州、天津、重庆、武汉五城市居民的社会流动状况进行描述性分析。研究发现，当前我国特大城市对外来人口包容度高、吸引力强，居民职业流动适度、跨体制流动现象明显，代际流动呈现高水平向上流动趋势。而不同城市在地域流动、职业流动、代际流动等方面也存在各自明显的特点和差异。改革开放与市场化改革为城市居民社会流动注入了持续的动力，而不断深化的改革也将使流动的中国更有活力。

本文以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例，介绍了中国中产阶层的生成机制，主要包括：一、研究问题；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三、研究设计；四、研究发现；五、结论与讨论。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中等收入群体逐渐发展壮大，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李强、王昊（2017）的研究却表明，中国中产阶层的分布存在一定的不合理之处，越来越集中于城市地区、东部地区。从城乡内部的分布来看，在城市地区中产阶层已占相当比例，接近橄榄型社会结构。从区域分布来看，中产阶层进一步向东部集中，中西部占比不断下降。众所周知，北京、上海、广州是中国经济、社会、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也是最具备形成中等收入群体土壤的地区。近年来，中等收入群体在北上广特大城市的增长尤为迅速。那么，为什么特大城市更有利于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哪些人更容易成为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壮大对特大城市的社会结构有什么影响？本文将运用北京、上海、广州1982～2010年的统计数据和2015年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对这些问题做初步分析和讨论。

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人均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中等收入群体迅速崛起。众所周知，北京、上海、广州是中国经济、社会、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也是最具备形成中等收入群体土壤的地区。这三个地方的中等收入群体最具有典型性，对他们的研究能够揭示中国其他地方中等收入群体的动向。本研究将依据在北京、上海、广州三个特大城市开展的调查，聚焦中等收入群体的特征进行分析。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来华工作、学习、生活和居住的外籍人员规模不断增长。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外籍人员增长的趋势尤其明显。那么，外籍人员在中国社会融入的状况如何，政府应该如何改善对外籍人员的服务和管理？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基于上海和广州两地外籍人员的调查数据，比较分析两地外籍人员的结构、工作、居住及社会融入的状况，探讨吸引和留住国外高端人才的政策选择。调查数据显示，两地外籍人员在性别、年龄、来源地、行业等方面存在许多共同特点，但在职业稳定性和社会融入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报告提出，不同的城市应该在国家统一政策的指导下，根据各自城市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改善外籍人员的管理与服务，进一步吸引并留住高端外籍人才，加快建成国际性大都市。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社会传统的“两个阶级一个群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结构逐步被打破，出现了新兴的社会群体。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目前我国的新社会群体人数已超过1.5亿，约占总人口的11.5%，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为全国贡献了近1/3的税收。从某种层面上讲，新社会群体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举足轻重的新兴力量，其演变是一个关乎全局的问题，需要清楚认识、谨慎对待。

本报告基于2019年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五大城市群中的10个城市开展的大规模调查数据，参照“十大阶层”分类方法对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广州、深圳、武汉、长沙、重庆、成都10个特大城市的社会阶层进行了划分。在分析十大阶层的构成和结构性特征的基础上，揭示了特大城市社会阶层结构形态。研究发现，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经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和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阶层为代表的白领构成了特大城市社会阶层结构的主体，总体而言，中国特大城市的“橄榄形”社会阶层结构已具雏形。

本文基于调查数据，对上海市居住证积分政策实施状况及其效果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数据显示实施城市居住证积分制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得到广大市民的支持，但在政策实施中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报告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对进一步完善上海居住证积分制政策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既是促进我国阶层关系和谐稳定的关键群体，也是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力量。但客观来说，当前我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组织化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在实践中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组织化工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但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如组织化的手段和方式较为单一，沟通渠道不畅。当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组织在助推新社会阶层组织化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从组织生命周期理论来看，我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组织尚处于创立阶段。在这一阶段，组织的建构和运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部门的推动，呈现出政治主导发展、对政府依赖性强的特点，无论是从工作方式、方法还是从开展活动的内容来看，联谊组织都带有较明显的行政色彩，组织自身的自主性、社会性尚没有真正培育起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组织若要成为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就必须自主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