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六城市调查数据，325083比较分析我国城市社会质量的地区差异状况。数据显示，在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与社会赋权四个领域，不同地区的社会质量存在明显的差异。如何通过改善社会政策全面提高社会质量，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普遍问题。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中等收入群体逐渐发展壮大，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李强、王昊（2017）的研究却表明，中国中产阶层的分布存在一定的不合理之处，越来越集中于城市地区、东部地区。从城乡内部的分布来看，在城市地区中产阶层已占相当比例，接近橄榄型社会结构。从区域分布来看，中产阶层进一步向东部集中，中西部占比不断下降。众所周知，北京、上海、广州是中国经济、社会、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也是最具备形成中等收入群体土壤的地区。近年来，中等收入群体在北上广特大城市的增长尤为迅速。那么，为什么特大城市更有利于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哪些人更容易成为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壮大对特大城市的社会结构有什么影响？本文将运用北京、上海、广州1982～2010年的统计数据和2015年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对这些问题做初步分析和讨论。

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人均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中等收入群体迅速崛起。众所周知，北京、上海、广州是中国经济、社会、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也是最具备形成中等收入群体土壤的地区。这三个地方的中等收入群体最具有典型性，对他们的研究能够揭示中国其他地方中等收入群体的动向。本研究将依据在北京、上海、广州三个特大城市开展的调查，聚焦中等收入群体的特征进行分析。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社会传统的“两个阶级一个群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结构逐步被打破，出现了新兴的社会群体。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目前我国的新社会群体人数已超过1.5亿，约占总人口的11.5%，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为全国贡献了近1/3的税收。从某种层面上讲，新社会群体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举足轻重的新兴力量，其演变是一个关乎全局的问题，需要清楚认识、谨慎对待。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既是促进我国阶层关系和谐稳定的关键群体，也是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力量。但客观来说，当前我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组织化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在实践中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组织化工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但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如组织化的手段和方式较为单一，沟通渠道不畅。当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组织在助推新社会阶层组织化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从组织生命周期理论来看，我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组织尚处于创立阶段。在这一阶段，组织的建构和运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部门的推动，呈现出政治主导发展、对政府依赖性强的特点，无论是从工作方式、方法还是从开展活动的内容来看，联谊组织都带有较明显的行政色彩，组织自身的自主性、社会性尚没有真正培育起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组织若要成为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就必须自主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