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流动人口，农民工城市居住选择涉及到三个层面，即居住区位选择、居住方式选择以及居住质量选择。在农民工落脚城市的过程中，国家力量、工厂体制以及主体性因素相互作用。在居住区位上，地方政府空间营造能力越强，那么农民工的居住区位郊区化趋势越明显；农民工居住方式的选择与产业类型密切相关，低技能依赖型加工制造产业的农民工多选择集中居住，而服务业则倾向于分散居住；在居住质量上，存在着典型的“重生产、轻生活”的状况。在居住区位、居住方式以及居住质量三者中，居住质量是农民工唯一能够自主选择的，但却是他们选择过程中较少在乎的因素。在制定农民工住房政策时，关注其主体性、提升其可行能力远比简单改善其居住质量更为重要。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数字平台为依托的新经济组织形式——平台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并蓬勃发展。基于平台经济就业的劳动者已经成长壮大为一支数量庞大的劳动力队伍，平台从业者的劳动关系的模糊性、职业人群的流动性、工作时间的弹性化、工作形态的原子化、就业身份的多元化等成为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的议题。平台从业者既有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也有新经济下的新业态从业者，他们与互联网平台之间是不确定的劳动合同关系。本文关注和讨论第二类平台从业者。基于生产工具和劳动方式，可将该类平台从业者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线网络平台从业者，例如网络主播、网络作家以及短视频创意劳动者和B站UP主等；另一类是位置网络平台从业者，即基于位置的平台（移动终端的应用程序）产生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平台从业者，典型的有外卖平台的骑手、网约车平台的司机等。本文将基于抖音、快手、美团、饿了么、曹操出行等平台发布的统计数据描述两类平台从业者的就业样态，分析平台从业者的原子化现状、组织化困境以及当前平台从业者组织化的已有实践，并探究未来平台从业者组织化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