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质量理论提出的动机在于强调通过提升社会质量来增进社会成员的福祉，而在社会质量理论的视野中，福祉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福利，而且将抵御各种社会风险纳入其中。衡量一个社会的社会质量如何不仅仅取决于它为其居民提供的福利保障水平，同时还在于它要为社会成员创造安全的社会环境，为其自我实现创造条件。社会质量理论内在地蕴涵了将抵御风险、建设安全社会作为提高社会成员的福祉和个人自我实现的价值诉求，这里社会质量理论的价值所在。

特大城市的社会治理转型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题。中国特大城市的发展既体现了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又极具中国特色。城市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社会结构、空间结构和治理结构等结构性问题相互关联，它们既是原有城市社会管理体制的直接后果，也是倒逼中国特大城市社会治理转型的真实问题，同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密切相关。本文分析了目前中国特大城市的结构性问题及其对社会治理转型的客观影响，并结合国外大城市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及社会治理概念的内涵，为中国特大城市的社会治理转型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参观者最多、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世博会，它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集中体现了上海世博会的理念和特色。本报告依据与上海世博会直接相关的统计数据和调查数据，从更广的视野对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社会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进行初步的评估。分析表明，上海世博会对上海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声望，加快了上海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了就业岗位，加快了上海成为国际旅游中心的步伐。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新时期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2013年11月12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下称《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成新时期中国改革的基本方向和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从学理角度讲，国家治理有两条主要线索：一是中央权威与地方权力之间的关系，二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就第一条线索而言，一方面在中国六十余年的国家治理实践中，中央—地方关系在集权与放权的抉择中轮番变化，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和林林总总的政治教育运动虽收效甚微但仍然延续不断；另一方面，诸多基层问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变通过程中，虽被反复治理，但痼疾难除。国家治理的实践过程呈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这种权威体制和有效治理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周雪光，2011）。就第二条线索而言，1949年后农村和城市分别经由人民公社和各种类型的单位“组织”起来。城乡之间的这两种组织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主要交接点，也是国家治理的中介。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人民公社组织早已不复存在，各种单位组织在总体性的单位制度趋于瓦解的背景下，其功能也出现了分化。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国家治理的“组织真空”使体制外的社会民众不得不直接面对国家，这极大地增加了国家治理的难度和成本；另一方面，从总体性的国家管控分离出来的社会性力量和逐渐发育起来的社会组织开始在社会运行过程中发挥一定的作用，这在城市社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这种背景下，治理结构本身不得不随着市场和社会结构转型而发生变革。这种变革的重要方向就是要借助社会性力量和社会组织来实现社会整合。从这个角度讲，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国家治理必须与社会治理相结合才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改革的总体目标。本章试图从中国城市社会治理的角度出发，努力揭示城市社会治理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性问题。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城市社会的治理是以单位制和街居制为基础的。1978年后市场化改革逐渐使作为整体意义上的单位社会趋于瓦解，个别类型的单位组织（尤其是中小国有企业）的消解也构成了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事实。面对单位制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不断解体的重要事实，有论者已经注意到了作为整体意义上的单位社会的“终结”（田毅鹏、漆思，2005）。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单位组织所赖以存在的全能主义的社会管理体制难以存续，城市社会的治理格局不得不实现“转型升级”。就其转型的方向而言，中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要从单位体制下一元治理的“总体性支配”向新型体制下多元参与的“技术治理”格局演变。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中国城市社会治理转型也呈现一些重要方向，主要是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从集权到分权、从人治到法治、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俞可平，2008）。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渐深化，中国的城市发展面临诸多新的问题。当下中国政府将城镇化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和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在这一重要背景下，中国的城市治理不得不面对很多新的挑战。例如我们不仅要处理全球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人口过密、交通拥堵、资源紧张等“大城市病”的问题，还要面对整体上“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农民工市民化以及城市两极分化、空间隔离等诸多社会问题。中国城市社会治理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城市社会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社会结构、空间结构以及治理结构等在这一转型进程中是紧密相连的，而且每一种结构都有自身独特的运行逻辑。下面我们就这些结构性问题分别进行讨论。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走向深入，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新社会阶层人士大量涌现并成为社会转型时期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本研究报告基于“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的相关数据，对新社会阶层人士的家庭经济状况、就业与社会保障、生活品位与休闲方式、阶层认同、社会参与以及社会态度与价值观念等多方面进行了描述性分析。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新社会阶层的经济状况较为优越，其就业和社会保障水平较高，同时具有较为独特生活品位，社会态度和价值观念中包含着较多的正能量，能够引领社会思想解放，推动社会道德风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可以说，引领新社会阶层人士健康发展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议题。

本文基于六城市调查数据，325083比较分析我国城市社会质量的地区差异状况。数据显示，在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与社会赋权四个领域，不同地区的社会质量存在明显的差异。如何通过改善社会政策全面提高社会质量，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普遍问题。

新社会阶层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对新社会阶层的研究也成为国内学界的热点。本文依据调查数据，对当前我国新社会阶层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比较详尽的研究。主要议题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新社会阶层的崛起改变了我国的社会结构；二、市场化改革是新社会阶层生成的主要渠道；三、新社会阶层在经济状况、工作与社会保障、主观认同、社会交往、社会参与等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群体特征；四、新社会阶层的社会政治态度具有双重属性，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

本文介绍了新社会阶层的崛起与结构性特征，主要包括：一、新社会阶层的概念与构成；二、新社会阶层的总体规模与主要特征；三、新社会阶层的生成渠道；四、新社会阶层的社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