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1995年5月1日起实行周40小时工作制，我国劳动用工制度的这项重大改革，对人口生产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必将对经济、科技、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著名人力资本专家、美国芝加哥大学加里·贝克尔教授（Gary S.Beeker）的劳动—闲暇替代或选择理论认为，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劳动供给随着工资率的上升而增加；当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劳动供给则随着工资率的上升而减少。这种由工资率上升引起的劳动供给——从而劳动者的劳动小时数——先升后降的变动，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的劳动与闲暇具有某种替代效应，可以依据对二者不同的价值判断作出满足需要的选择。而在经济、科技、社会进步和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维持劳动力及其家庭附属人口生活资料获得满足的情况下，闲暇在升值，成为更多人选择的偏好。我国实行5天工作日的情况怎样呢？一方面国民经济和工资率有了巨大增长，尤以改革开放以来增长幅度最大。依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资料，1978年与1993年比较，国民生产总值由3588亿元增加到31342亿元，按可比价格增长2.8倍；职工平均货币工资由615元增加到3371元，增长4.5倍。国民经济也已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束缚下解放出来，逐步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表明我们已经具备一定的劳动者劳动—闲暇选择的条件，闲暇价值升值现象已经在一部分高收入阶层中发生。另一方面就总体观察，无论是工资率水平还是市场经济完善程度，都还未达到以闲暇代替劳动收入的条件。我以为，在我们条件并不充分具备的情况下实施40小时工作制，是一种福利性质的举措，是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的。一是我国人口和劳动力过剩，目前从业人员超过6亿人，估计农业剩余劳动力在1.2亿人左右；城镇中相当多数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冗员严重，与其扯皮、泡时间，不如索性加大工作密度、缩短劳动时间。二是多数单位实行的是月工资制度，减少工作日并不减少工资收入，用减少劳动收入换取闲暇只在极少数劳动者身上发生。因此，虽然当前我国尚不完全具备5天工作日条件，但是却能够畅通无阻地实施，并且深受包括绝大多数劳动者在内的各界的普遍欢迎。既然我国是在条件尚不完全具备情况下选择了增加闲暇的5天工作制，那么如何使条件具备的问题也就由此而生。按照劳动—闲暇替代理论，最主要的条件是工资率的提高，而工资率提高的前提在于包括工作效率在内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劳动者的生产效果或能力，它除了受自然条件和生产资料状况制约外，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及其在工艺上的应用、管理机制和管理水平。目前，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根本出路是深化改革。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从人口再生产的角度，怎样促使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率提高，为增加闲暇的5天工作制创造同一般发展相吻合的条件。特别是以下三点。第一，切实控制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归根结底是活劳动的节约，活劳动节约到何种程度，直接同劳动供给——从而社会劳动力和总人口变动相关联。由我国人口年龄构成现状决定，未来20年内生产年龄人口和劳动力数量将是不断增加的，到2015年将比目前增加1.6亿人；其后稍有下降，但在2040年以前将始终高于目前的数量。由于未来15年内的生产年龄人口均已出世，即现在的0—14岁少年人口，其数量已成定数，只需逐年扣除每年死亡人口，并增加或减掉为数有限的移入或移出国境的人口；但是15年后的生产年龄人口的数量变动取决于今后的人口出生率，取决于人口控制的水平。为减轻劳动供给压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增加闲暇5天工作日人口方面的条件，需要继续贯彻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切实控制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
第二，有效提高人口的文化素质。目前，在被称为“后工业化”新的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之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更加离不开劳动者的文化和技术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劳动者和总体人口的文化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但现有水平仍旧不高，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自不待言，甚至赶不上某些发展中国家。人口再生产不仅是数量的再生产，而且是一定人口质量的再生产，能否有效地提高再生产中的人口质量，尤其是人口的文化素质，是能否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症结所在。提高人口文化素质，人们多把目光投向增加教育投入和兴办教育事业上，这无疑是对的；然而还必须重视当前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公、脑体收入不尽合理的问题。确保个人和家庭用在人口智力上面的投资，能够带来相应的效益，实现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倍加的工资率，刹住中小学生厌学之风，谋求有利于人口文化素质提高的分配制度的改革。第三，合理调节劳动力资源。作为一定时间和空间的人口再生产，同人口的地理分布相关，人口和劳动力的合理分布构成是影响社会劳动生产率变动的因素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打破了以往封闭、半封闭的人口分布格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口迁移和流动热潮，为城乡和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增添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现有流动人口8000万人以上，主要为乡村流向城市，特别是走在改革开放前列的大城市。这不仅超过了现阶段运输和城市基础设施负荷能力，而且形成一支产业后备军，压迫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城市化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人口发展的一大趋势，我们要走也正在走这一条道路；现在的问题是盲目涌进城市人口过多，除造成社会治安质量下降等问题外，从发展上看，对创造增加闲暇5天工作日所必备的条件说来也是不利的。因此，对以农业栽培业为主体的乡村过剩劳动力及其附属人口的转移，应当借助市场机制和利益导向，在吸引一部分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有城镇的同时，积极推进乡村城市化，走以发展小城镇为主的人口城市化道路；还要树立大农业观念，充分利用我国山地、高原、草场、水面所占比例较高的条件，从源头上将农业栽培业剩余劳动力分流较大部分到林、牧、副、渔业中去，提高谷物等农业栽培业劳动生产率，为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率的提高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