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关于发展中国家政府行为的研究，都预设了介入性的和现代化的政府与防御性的乡村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这样一个前提。或许这一模式的最著名的支持者是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从他关于东南亚的研究中所发展出来的道义经济学。显然，我们在研究20世纪初期某些中国政府行为的特征时，如课税和军用征税，这一预设确实可以得到很好的证实。孔飞力（Philip Kuhn）和黄宗智（Philip Huang）都发现清末民初的国家建设增加了乡村社会的课税负担，并造成了一种政府—社会之间的敌对关系。孔飞力认为，作为晚清现代化方案的一个部分，课税是加于“老百姓身上的一个主要负担”（Kuhn，1978：3：116～117）。黄宗智在其对华北农村的研究中也描述了地方政府如何尽力地把财政负担施加于社会的状况（Huang，1985：275～291）。以此推理，1904年学部颁布指令，要求各地方社会包括乡村自己筹款建立新式小学堂，这道训令势必也要引起地方的抵制和敌对情绪。这样一种观点为萨利·伯思维克（Sally Borthwick）和约翰·克拉维勒（John Cleverley）所坚持，他们认为20世纪初年的新式学堂使得政府为农村大众所疏离。伯思维克尤其强调新式学堂的榨取性特征，使得它们的经费问题成为乡村财力的一个沉重负担，而且，新式学堂“为了在其他的人把钱拿走之前，获得有效的经费来源，可以采取种种无政府主义的手段”（Borthwick，1984：see chapter two，98；Clev-erley，198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