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以后的“朋友关系”动力学：“关系共同体”的发展与危机

摘要：

2000年“二次改制”以后，随着企业产权的集中，M厂长真正成为ZY厂的企业“老板”，其绝对性的权力地位得以确立。“二次改制”之后，股权分配比例如下：全厂总股数1362股，占总股100%；一般职工股476股，占总股35%；退休职工股6股，占总股0.4%；中层以上干部股195股，占总股14.3%；经营者（指M厂长本人）原有股12股，新增股673股，合计685股，占总股50.3%。2001年以后，M通过购买退休职工股份，实际持股达到51%以上，在“一股一票”的原则之下，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绝对权威。至2009年底，M的股权比例已经达到了ZY公司的65%。在人才市场逐步发展的过程中，他引进与使用了一批重要骨干，这些人紧密围绕在M的周围，某种较为开放而又相对牢固的“关系共同体”开始形成。在这样的“关系共同体”中，M显示了其相当“仁义”的面相，他的重信用、讲感情、舍得工具性的给予为他赢得了相当一批得力骨干。同时，他也基本能够按照“二次改制”的合同协议规定，较好地处理了与多数工人的劳资关系。在此基础上，外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人才的内外流动也越来越正常，这就使得某种双向可选择的“朋友关系”动力学逐步展开，亦即市场环境下的组织领导与骨干下属的“关系”形态，呈现较为明显的可选择性的特点，M的大度甚至促成了部分外流人才向ZY厂的回流。与此同时，某些与M“关系”衰退的能人或是效力他处或是独立创业而离开ZY厂，这也消解了ZY厂内部可能形成的组织内耗，使得内聚性的“关系共同体”相对稳固。需要突出强调的是，ZY厂基本完成了向民营企业的成功过渡，但总体上还仍然依赖于M个人的领导决策，职业经理人的接班取向并未显现，其骨干群体的“关系共同体”可能由于M个人的退出而终结。可以认为，这种以个人“关系”领导为中心的“关系共同体”作为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替代物，尽管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相当积极的功效，却始终存在人治领导的实质性危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沈毅:1979年生，江苏镇江人，河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博士后。2004～2014年曾就职于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14年起任教于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江苏省“333工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江苏省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人才。目前主要从事社会心理学、组织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工作，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中国人社会行为与宏观社会结构分析，特别聚焦于本土“关系”研究。现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当代中国人社会关系的历史变迁及其‘个体化’进程研究”（2015），曾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等项目；在《社会学研究》《管理世界》《开放时代》《江海学刊》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独立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三等奖等多项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