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有更强的城市化需求，“职业非农化—居所城市化—生活市民化”是其融入城市的基本步骤。住房是目前阻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最大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住质量低下，居住格局呈聚居状，这为城市底层社会的形成提供了土壤。新生代农民工住房困境的背后是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创新社会管理体制，鼓励社会参与，建构住房资源动态资源配置体系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住房困境的根本出路。

本文第一节通过分析基于人口红利比较优势的发展方式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后果，指出当下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保护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并简单描述技能形成在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型中所具有的功能和扮演的角色，从而对本书研究的经济社会背景进行阐述。第二节主要说明本书的研究问题，讨论围绕师徒制历史变迁过程中所产生的相关问题，明确本书的研究目的，这是本章的核心部分。第三节简单讨论本书研究主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第一节对本书的研究框架结构做一个简单说明，简述一下本书的研究思路，同时对本书结构内容进行总体性呈现。第二节对本书的研究方法进行说明，由于本研究引入了时间维度，采用历时性比较研究，故在研究方法上也是多样的，既采用了文献考察法、深度访谈，也使用了参与观察和个案扩展法。

本文为文献回溯及理论框架建构部分，主要完成两个理论任务：一是对西方技能形成理论进行文献回顾，梳理理论发展脉络并进行评述；二是完成对西方技能形成理论的中国化改造，在借鉴西方技能形成理论的基础上，建构解释中国师徒制历史演化的理论框架。

师徒制作为一种技能形成方式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据历史考证，一般认为，中国师徒制起源于商周时代的氏族工人，其技能传承覆盖的范围以氏族为边界。在封建经济方式兴起后，近代之前的中国师徒制逐渐分化为两种路径——官府工匠与民间工匠技能传承方式。在官府工匠序列内，师徒制技能传承基本上有两种方式：一是在父子（或直系亲属）之间展开，这是主要的技能传承方式。这种技能培训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世袭家传，“工匠之子莫不继事”11061855。在世袭式的师徒制下，技能形成方式实质上与英德两国的行会学徒制一样，具有界定社会阶层的功能，“夫是，工之子恒为工”11061856。二是官府强制性师徒制，即要求工匠必须向受训者传授技能，并且定期考核。而且为了保证师徒制技能传授的质量，在学徒生产的产品考核上实行师徒责任连带制——师徒共同署名11061857。对于民间工匠序列而言，师徒制技能形成除了世袭家传外，还会从家庭成员之外（比如从家族内，即所谓的兄弟相承）招收学徒工。但从社会成员中招收学徒工是在明代中后期匠籍制度瓦解（正式废除在清顺治年间）后逐渐兴起的。不过，其招徒方式不是基于劳动力市场，而是通过社会关系进行介绍连接的，这中间通常需要设立熟人关系式举保机制以分担民间工匠传授技能的风险。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经济社会历史进程中，这两种技能形成方式虽然分离，但在实践中，二者都带有强烈的宗法性，遵循一定的身份等级制11061858。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民间工匠的技能供给往往是官府工匠获得技能的一个重要来源，这在明朝时期表现得尤其明显。在产业基础上，二者都是传统手工业生产的技能供给方式。在宏观上，与英德两国行会学徒制转型类似，推动中国传统师徒制演化的首要动力也是工业化浪潮。不过，中国师徒制工业化转型在时间上较英德要晚，是在晚清政府办实业过程中才真正开始的。而且与英德两国主动工业化不同，清末民初时期师徒制的转型背景是在海外工业与军事殖民力量干预下的被动工业化——官办干预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力量不足是当时中国师徒制演化的特殊环境。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笔者选择清末民初——这个充满动荡巨变的年代——作为解析中国师徒制演化历程的第一个关键时刻节点。

清末民初的师徒制工业化转型过程中，内嵌于师徒制中的两种制度属性——劳动雇佣制度与技能传授的教育制度——之间的张力极大膨胀。在这个逐利动机急剧膨胀的过程中，缺乏准公共权力的行会组织在维护师徒制技能形成秩序上难以有所作为。师徒制呈现一种畸形的制度形态：一方面师徒制几乎在所有类型的工厂中都迅速得到推广普及；另一方面学徒工离厂流动率不断攀升，这对师徒制技能传承质量造成了冲击。虽然围绕师徒制已经出现了劳资之间的组织化斗争行动，但未触及关乎技能形成质量的核心议题。相反，在市场力量快速释放和劳资力量严重不对称的背景下，劳资分立使师徒制有效作用的可信承诺基础名存实亡，行会师徒制逐渐异化为资本家追逐廉价劳动力以及控制学徒工反抗的一种工具。在笔者看来，在这场工业化转型过程中，对于师徒制技能形成而言，行会组织行业自治能力被削弱了，师徒培训问题也从原来的行业问题逐渐演化成为社会性公共问题，国家干预已势在必行。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11062048，大部分企业师徒制基本上延续了民国时期的形态和轨迹。但在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单位制逐渐铺开后，师徒制也随之开始了变迁历程。众所周知，单位制是透视1949年后中国经济社会状况的一个重要窗口11062049。但一直以来，学界多聚焦于单位制政治社会治理功能，而忽略了单位制内部各个制度间的互动关系。在笔者看来，单位制是一种集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综合性制度安排11062050。在这个“制度包”中，不同制度安排之间的互动会对单位制整体的运行和功能产生直接影响，比如单位组织的行政等级地位或经济能力会对其所属的单位社区治理产生直接的影响11062051。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与现实背景，本章试图讨论单位制对师徒制变迁轨迹所产生的影响，具体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解构单位制整体概念，将单位制这一整合了多种制度安排的“制度包”分割为福利制度、劳动人事制度、技能形成制度、行政等级制度等，并深入分析这些制度安排与单位组织内师徒制之间的相关性；二是刻画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企业单位中师徒制的变迁轨迹，并分析变迁过程中不同角色主体的行动及其对师徒制社会主义改造演化轨迹的形塑作用。

一直以来，师徒制兼具市场性（作为劳动力雇佣制度）和教育性（作为技能形成机制）双重制度属性。市场性遵循的是逐利原则，而教育性则强调去利润化原则，两种原则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它形塑师徒制制度变迁的走向。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重构了师徒制中两种制度属性的关系结构：一方面通过国家雇佣取代市场雇佣将师傅和学徒工身份国家化，并淡化了其中的逐利性；另一方面通过一系列去市场化的政策行动，建构了单位体制，为师徒制技能形成创设了匹配的制度环境。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除了所有生产活动几乎都遭到破坏的“文革”时期外，师徒制在单位体制下得到了较好的运行，并且是企业单位主要的技能形成方式。直到1980年代，随着国家用工政策的改变以及国企市场化改制的铺开，师徒制开始走向衰落。在本章中，我们首先简单回顾“文革”刚结束到1980年代初期企业单位中师徒制的开展，然后通过参与观察研究一个案例企业（属于技能依赖型的装备制造企业），对国企市场化改制后厂内师徒制的危机进行解释。为了便于分析，在本章第二节中，笔者将使用“国企”指称“企业单位组织”。

对于学者而言，学术研究的旨趣不仅仅在于所探究的议题是契合时代发展需要并具有现实价值的，而且更在于从现实问题梳理中能够实现对相关理论的反思。前面的章节，笔者遵循经济社会学历史制度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对中国工厂师徒制四个历史阶段的制度变迁过程进行了历时性比较研究。在这个比较研究中，笔者尝试从庞大而繁杂的历史资料中抽离具有现实意义的一般规律：（1）一国或一个经济行为主体的技能形成类型并不是企业随意选择的，而是与其宏观经济社会治理机制相匹配的，换言之，是社会建构的；（2）师徒制演化历史证明，去商品化的社会保护政策安排不但不是反市场的政治，而且能够形成不同国家的比较制度优势；（3）在历史的长河中，师徒制是一种人力资本培训机制，也是一种社会结构体，国家、行会、工人阶层等各种角色的行动形塑了师徒制的变迁轨迹。在本章中，笔者试图讨论三个理论议题：一是在简单梳理上文对工厂师徒制变迁历程的研究基础上，阐释技能形成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二是从经济社会学历史制度学派所主张的社会建构论视角对制度变迁理论进行再思考；三是作为未尽的思考，简单讨论经济社会生活中，非市场治理机制的功能，即经济发展与社会保护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