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区冲突场景下观察、分析公民性的建构，应和了中国城市社区多中心治理的新格局。本研究以北京、深圳、南京、沈阳和西宁五大城市1021份社区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经路径分析显示，社区冲突发生的频度、参与社区冲突的目标和深度对公民性建构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个体差异、城市差异未显著影响公民性差异，因此社区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目前城市公民性建构的路径依赖。

相较于中国经验对经济领域的显性作用，中国体验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涤荡有许多是潜移默化的、无意识的，比如说从“人民”到“公民”的称谓变迁以及由此延伸的观念体系、行动体系甚至制度体系的转型，没有波澜壮阔，也没有惊涛骇浪，但渐行渐清晰，其意义之深远就不可小觑。

协商民主在西方历经30年，从最初的理论空间走向实践、技术空间，作为选举民主的补充对政策制定和政府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21世纪初协商治理的概念开始进入中国学界，差不多同一时期以议事为名的基础协商实践在中国基层治理中有所萌发。经过多年的理论阐释和基层实践后，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和制度安排进入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先后指出，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发展，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至此，从学界到政界，从基层到顶层，无论各界理解和操作如何，基层协商、协商治理、协商民主等已上升为热词。各种不同形式的实践探索也广泛兴起，成为多元主体和各级组织的创新焦点。在自上而下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互动参与的双向驱动下，承担国家治理创新突破重任、承载多元异质需求的基层率先大胆尝试协商治理，特别是城市社区，不断涌现“议事会”“恳谈会”“圆桌会”等议事形式，其中不乏成功案例。但是什么是真正的社区协商？社区协商如何面对社区治理的困境？社区协商如何合法化、常态化和平台化，才能使基层治理高效、实际地运转起来？对诸多问题的探讨才刚刚起步。本篇将通过梳理目前城市社区治理现状，并结合笔者课题组在全国城市基层治理的调研和在N市GL区的社区协商创新实验，从实践层面探讨协商在中国基层社区的可能及可为。

所谓协商式治理是指让社区各主体在理性协商的基础上共同处理公共事务。协商式治理发轫于“协商民主理念在治理领域的应用以及在一些国家、地区中业已存在的具有协商性质的治理实践”。以公共协商为核心概念的协商民主是其最主要的理论与实践来源。公共协商，也即普通人应有机会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这一理念其实和民主的历史一样漫长。

当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惊人的时代。这个时代，突破原有国家-社会的想象，跨越地域界限，经济、文化均面向全球交流和竞争，国家间竞争日益激烈；信息网络崛起，普通民众掌握信息的速度和数量远超工业时代，并时常要求公共权力机构尽可能地公开、透明；这个时代，也是消费崛起的时代，随之商业世界出现了以用户为中心的转向，并且这一思想呈现向公共部门渗透的趋势；与此同时，中国社会还恰逢转型，经历40余年的高速发展，在总体性物质财富迅速积累的同时也催生出不同的利益群体，阶层分化和固化的讨论随之而来……面对这样的环境，固有的“大政府”管理困境凸显，单纯以GDP增长为导向、“大包大揽”的行政管理方式已无法回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和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尤其对基层政府而言，其直面服务对象，其决策直接影响地方经济、社会和公众生活，如果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公众的不满，甚至引起投诉或演化为维权事件。对当前政府的职能活动范围和运行机制进行变革，理顺市场、公众和政府三者间的关系，更及时有效地回应公众需求，提升社会普遍福利和区域竞争力，形成有效治理格局，成为当务之急。

民主就像一个旋转的陀螺，重要的是旋转的过程。同样，就社区协商而言，达成共识固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协商开展过程的合理、合法。本章的协商基本法则试图回应在本土社区场景下如何进行协商以保障协商品质的问题。如果从系统的观点来看协商，要达成高质量的协商，不仅需合理的协商现场规则，也要一系列场外规范支撑，包括议题产生、议程设置、协商主体确定、协商结果运用和实施等环节。基于此，在平衡协商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的前提下，结合N市GL区的社区协商实践经验，笔者提出“提案与公示”“商议与辩论”“回应与反馈”“决策与执行”“监督与评估”等有关协商的五大基本法则（见图4-1），它们对应社区协商的各环节，贯穿协商前、协商中及协商后，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保障有效、有价值担当的协商落地社区基层。

在现有的政治框架下，协商民主在城市治理中展开的可能性在于：在民主发展中强调协商而非对抗，把民主机制内生性地嵌入发展当中，把协商精神作为社会发展的有效资源提升出来，从而实现社会更加有序的良性发展——以城市空间内的民主发展促进居民的民生问题解决，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提升现代城市民主的质量。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其可持续发展成为当下城市存量建设与治理创新的基本目标。随着单位制的解体，我国的社区治理也从单一的行政规划转向多元协同，如何在社区中搭建协商平台，从哪里着手，先试验哪一片，其实有规律可循。笔者将从社区规划治理、社区环境治理、社区文化治理和社区养老治理这四个方向着手分析基于协商的社区治理路径。前两个方向是西方后工业时代最普遍遭遇的治理困局，积累了大量的实证经验；后两个方向是中国城市化后期相对容易突围，容易达成共识的治理板块，从中习得的治理方略可供更大范围、更多方向的城市治理做参考。

吉登斯在论述其时空区域化方式时曾举例，随着大功率人工照明成为一种常规方式，互动场景在夜晚的可能性大大扩展了，而互联网技术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普及更是让人们的互动在时空上得到极大延伸。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拟剧论”进一步将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分为前台区域和后台区域：前台区域即日常接触或社会交往的场合，人们在此场合表演自我呈现较为被社会接受的形象；后台区域则是私人空间，人们表现较为放松并可能暴露真实的自我。就社区协商而言，线下面对面的协商可以对应戈夫曼的前台区域，而依托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云协商”线上治理模式则更接近后台区域，良好的社会互动需要完整的表现模式，因此二者都十分关键。社区协商要取得关键性突破，打造线下线上共存的协商框架或许是可行的技术路径。

在所有讨论协商的民主理论中，几乎没有人告诉我们协商实际上是什么。太多的协商鼓吹者满足于简单地描述一些非常一般化的程序性条件和规则。人们常常认为，只要表明通过协商机会和获利公民数量最大化的方式满足政治平等的要求就够了。公民共同承诺通过公开商讨来解决集体事务，并且肯定那些建构了公民间自由公开讨论框架的机制是合法的。对于偏好多元的公民来说，平等的自由协商程序正是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来源。我国目前民主法制建设仍存在以下差距：社会协商机制尚未法制化，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法律体系；各种协商机制无统一的标准及程序保障，各协商机制的法律法规缺乏整合性及统一性，随机性较强，无法充分保障民主协商功能的发挥。具体与基层治理实践相联结，在缺少常态化协商机制的大背景下，要勾勒出一幅社区协商的完整图景还为时过早。即使是在协商的理性功能、教化功能，以及它内在的正义价值导向都已被大多数人认同之时，全球范围内对协商的合法化、操作化和平台化运作仍处于试验阶段，而且在中国语境下面对基层治理的现状和问题，在社区全面推行协商制仍有一些瓶颈需要突破，仍有一些障碍需要逾越。

面对承载越来越多工作内涵、民生期待和创新需求的城市基层，学界和政界已开始提出参与式治理和协商式治理，这些更贴合治理价值观的范式，用以应对基层的分权困惑、社区自治不足的压力、社会组织协同乏力的阻滞等。但是单向度的参与和协商还不足以解决社会资源调用不足以及治理合法性缺失等问题，因此本文提出联合协商，也即多向度、跨时空的立体协商作为城市基层治理范式变革的驱动和路径，以期打破基层治理还停留在理念辨识阶段，缺乏可操作性和可复制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