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既是“经济动物”，又是“社会动物”。其幸福感的提高，需以堤高收入为基础，但绝不仅限于此。农民收入提高与社区互助紧密相关。

本书从农民人生意义的建构方式，“自家人”观念的变化，农村微观社会结构变化及其时代特征，社会网络与“混混”、宗教徒生存之道的关系，市场经济条件下亲缘、地缘互助机制的延展及其限度，官僚体系与社会基础的互动，以及乡村社会建设的路径与策略等角度，探讨了与提高农民收入同等重要的、提高农民幸福感的社会路径。

在稳步提高农民收入的基础上，通过引导与支持农民重建群众参与性的社区文化，增强社区公益互助机制，使村庄成为能够实现农民基本生存价值和尊严并可供其安身立命的社区共同体，是本书力图要呈现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