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夫妻双方都享受报销取暖费的福利待遇，国家岂不是承担了一个家庭双重的福利取暖待遇！但是，为什么制度规定“报男不报女”而不是反过来？或者为什么不能按照具体情况采取灵活的方式，而不至于让女教师用“假离婚”来换取“公平待遇”？因此，当社会制度考虑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却忽略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的时候，或者以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换取整个社会的统筹安排的时候，就会带来社会公平的失衡。这则新闻暴露了由于制度本身的性别意识缺失所带来的男女不平等的社会事实。本文试图从这一事实出发，探寻社会公平的重建。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离婚妇女财产权益保障的立法，已经从开始仅仅关注男女形式上的平等的阶段过渡到目前对妇女加以特殊保护的阶段，但这种“照顾弱者的方法”并没有挑战传统的社会性别关系。已经制定的法律仅仅是强化和复制了原有的社会性别关系，很难达到性别平等的效果，因此需要运用社会性别的视角对涉及离婚妇女财产权益的法律政策进行分析，考察其对离异妇女财产权利的客观影响以及是否有利于促进离异女性和男性在权利、责任和机遇方面的平等。目前中国法律关于离婚财产分割的制度主要由共同财产分割、家务劳动补偿、离婚损害赔偿和经济困难帮助几个制度组成，本文将选取集中反映社会性别视角的法律法规进行分析，同时结合学者观点加以论述。

目前中国老年人生存现状研究多是将老年人整体作为研究对象，而忽视了老年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和特殊性。随着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城乡差距的拉大和老龄女性化的增强，农村丧偶独居老人尤其是独居女性已成为老年弱势群体中的弱势，处于社会最边缘的角落，得到的关注也最少。本文主要通过定性研究的方法，对丧偶独居老人进行深度访谈，并进行性别分析，发现农村丧偶独居老年女性贫困化程度更高、经济生活的适应性更差，老年男性的心理适应性较差。为了改善他们的生存状态，加强性别主流化的推进，本文从政策、社团组织等5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性别观念的发展体现了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新中国建立以来60多年的历史中，在党的领导下，男女平等观念体现出不断深化的过程。研究和梳理这一历程，将为性别意识主流化进程提供历史性的文本史料支持与现实性的方法路径支持。

本研究探讨了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村老年人承担的家庭角色对精神健康的影响。总的来看，当下农业劳动负荷对农村老年精神健康带来负面影响，而照顾孙辈对老年精神健康具有积极影响。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农村老年人家庭角色的建构逻辑，通过参与农业劳动，老年人维持了独立的经济地位，对精神健康带来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参与农业劳动的老年人，通过主动给予子辈“经济馈赠”，也对精神健康带来较强的促进效应。转型社会下，农村老年人的价值观念发生变化，但是家庭本位的逻辑仍然占有重要地位，老年人通过家庭价值的实现获得较高的精神健康水平。

贫困地区经济实力弱，发展产业、兴建基础设施捉襟见肘。于是，融资平台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抓手。绕开了现行体制与政策的障碍（国家有关预算法律不允许地方政府直接举债），借助融资平台，可以实现政府利用金融资本兴建基础设施和发展产业的目标。在这种模式下，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性资金注入、土地收益、国有资产存量以及赋予特许经营权等方式对融资平台进行扶持，在地方政府承诺确保还本付息前提下，获得国家开发银行及国有商业银行的打捆贷款。

自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府在城乡困难群体社会保障上投入了大量资源，城乡困难家庭的规模显著缩小，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随着城市化速度加快，城乡困难群体在医疗、教育和住房上仍具有一定的压力。特别是城市流动困难家庭在城市中可获得的社会保障、社会救助水平较低，未来社会政策尤其需要关注这部分群体的诉求。

随着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老年妇女愈加处于社会发展的边缘和被人遗忘的角落。本文运用性别视角对农村老年人生存状况进行了研究，发现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老年两性角色也发生了变迁，与此同时，老年妇女中存在的问题尤为突出。文章认为，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着重关注老年弱势群体的性别平等问题，针对妇女的特殊需求提供服务，将有助于社会和谐与平等的发展。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遵循的原则以及目标要求。中央层面对未来发展目标的明确阐述，也标志着中国正在迈向以社会建设为核心的新时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奇迹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以快速的GDP增长为核心指标。但是，在快速的经济增长背后，各种社会层面的矛盾也在不断积累，比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紧张、群体性事件数量的不断攀升等。面对新的社会形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强调社会建设的重要性70212540。社会学家陆学艺指出，中国当前诸多经济社会矛盾的根源在于社会结构的调整滞后于经济结构，即我国经济结构已经是工业社会中期阶段，但是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社会的初期阶段，并据此提出应从社会政策入手来寻求解决方案。综观近年来中央层面的政策表述，“社会建设”“社会治理”“民生”等概念被越来越频繁地提出，这都表明中央在不断地推动施政理念的转型。那么，中央的理念转型究竟会对地方层面的政策实践产生何种影响？它是否能够有效地推动地方的治理转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策传导机制又是什么样的？本文试图围绕厦门市海沧区的“共同缔造”实践进行讨论，聚焦的核心问题是“共同缔造”与“社会建设”之间的关联，分别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角度分析政府间（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

21世纪以来，伴随“和谐社会”的提出，政府开始在民生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社会建设的地位逐渐提升，与此同时，对社会政策的理解也在逐渐深化。我国福利研究基本可以沿着两条路径进行。第一，在传统的主流领域强调普惠、公正以及对基本权利的维护。传统的对社会福利的讨论聚焦于被动的保障，强调国家责任，关注社会公平和需要满足这些传统的社会政策议题。比如景天魁的“底线公平”、彭华民对于普惠型社会福利的解读和“需求为本”的社会福利等。而“适度普惠型福利”也是在之前“补缺型”福利的背景下提出的。这些属于“国家保障”范畴之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过去10年间已有很大发展，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已经初步建立。第二，面对新的社会风险和社会需求，主张采取更加多元和积极的战略。综合钱宁和周立舟的“发展型社会福利”、景天魁的“大福利”构想、林卡的“福利社会”、关信平的“新福利国家”等观点，可以发现虽然这些分析的切入视角和分析逻辑不尽相同，但是已经在几个方面达成共识：一是福利不只是从属于经济政策的被动保障，还应该具备积极的防范风险的功能，同时也是积极的社会投资；二是福利不应只是国家责任，而应该是家庭、社会组织、市民、社会多方参与的，尤其应该强调福利对象的权利和主体性、能动性；三是尽管强调积极和多元，但是其前提是“政府主导”，即政府从过去被动保障者的角色变为支持者和监督者。上述两条研究路径的同时存在，实际上反映出我国迅速变迁的经济社会状况——我国过去经历的是福利国家近200年的历程，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的情况下，与西方国家目前类似的后工业化社会需求亦凸显。因此目前的福利需求既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的工业社会需求，又有增加服务供给、提高服务效率等后工业社会需求，因此我国的福利体系建设需要在这两方面同时努力。不仅仅是社会政策研究领域，在社会政策实践领域，社会各界也日益认识到，一方面，政府在社会福利中的责任、“增加政府投入”都是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要想使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更好地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则需要政府以外更多角色的参与。尤其是结合十八大以来强调的“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多元积极”的社会政策理念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而厦门海沧区的“共同缔造”正是与此相关的一项政策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