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社会福利整体转型的背景下，本文试图跳脱出目前的政府与市场之争，从福利需要和福利多元供给的角度讨论福利模式的设计。以苏南T市为案例，本文发现在兼具从传统向现代、从工业向后工业转变，以及老龄化等经济社会背景下，T市的福利需要既有经济保障的公平性需要，也有就业领域的能力建设需要，更有健康保健和老年服务需要。但是从福利供给上却表现为政府角色的无限扩大，以及市场和社会的相应萎缩。一方面，这使户籍人口福利资源分配的公平性提高，但另一方面却是大量服务和发展型需要得不到满足；此外还间接影响到福利资源的使用效率和社会团结。进一步的，T市的情况对于全国的启示是，在复杂的需要结构下，应该超越目前的“加大政府投入”和“社会保障”模式，建立综合的、多元的、积极的福利模式。

2015年的数据显示，“看病贵”问题有所缓解，但是“看病难”状况仍然没有明显改善。分级诊疗和公立医院改革是2016年医改的重点，相比以前，这两项改革内容和目标都更为明确，考核更为严格，行政推动力也更强；但仍限于局部领域，并没有从本质上突破前几年碎片化的改革特征，也未触及更深层次的体制性问题。2016年末，新医改翻开了一个新的篇章。改革路径更为明确，以“三医联动”的系统化改革代替过去几年各个领域的碎片化改革。从改革方向看，“政府主导”的改革方向得到认可，接下来，前所未有的政治推动力将推进医改。

文章首先分析了农民处境变化的起因: 土地用途的改变。其次，作者描述了失地农民处境变化的具体表现并分析了引发失地农民处境变化的直接原因。最后，作者提出改善失地农民处境的政策性建议。

2013年是新医改的第五年，从统计数据看，国家对卫生领域的投入进一步加大，各级医疗机构的医疗资源和服务量都有很大增长，但是医疗费用的上涨依然迅速，“看病贵”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从医改进展看，民间资本办医得到较大支持，民营医院发展迅速；基层卫生服务体系的改革效果并不理想，目前的发展方向并不适应“首诊在基层”和服务模式的转变；公立医院改革初步展开，既有一定进展，也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医疗保障尽管保障面和保障水平持续扩大、提高，但仍然面临不可持续性风险。未来寄希望于“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的更好结合，以及通过“全科医生制度”的实施，转变基层的健康服务模式。

本报告首先回顾了2016～2017年度我国医疗卫生改革的数据和政策进展情况。通过回顾发现，新医改仍在2016年确立的系统性推进的道路上前进，因为进入系统性推进的时间较短，所以数据上看不出大的变化。这个时期，地方上有些值得期待的创新性举措，但是效果如何仍有待观察。可以预见，2017年的数据仍不会有大的变化，而未来能否在系统性改革上取得突破，主要取决于医疗保险能否起到“三医联动”中的基础性作用。此外，本报告还分析了健康领域主要的三个民生短板：因病致贫、流动人口的健康问题以及民众的健康素养问题。这三个问题尽管有相应的政策应对，然而这些应对措施都不尽如人意，因此这三个问题是需要在“十三五”时期得到着重强调的，并要改革现有的政策思路。

我国已经于21世纪初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日趋加重的老龄化给我国的社会发展带来了重大挑战，同时社会发展受限反过来制约了老年群体生活质量的提升。本文具体分析了社会发展给老年群体所带来的收入、健康服务、交流与社会参与的提升；同时也分析了老龄化给我国社会发展（如就业与收入分配、收入保障、医疗卫生以及社会管理等）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同时本文分析了欧、美、日等国家的福利政策，结合我国实际，分析了老龄化给我国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压力与机遇。

2009年开始的新一轮医改已经进行到第四年，整体上，新医改是沿着“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强调恢复卫生服务体系的“公益性”，以及转变卫生服务模式，以适应人口结构和疾病谱的变化等方向展开的。改革明确了筹资制度，在基层医疗部分搭建起了基本框架。2012年，医改进入最核心，也是最复杂的领域——公立医院改革。尽管如此，基层医疗机构的改革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公立医院改革也只是处于框架搭建的初级阶段，尤其是筹资并未转化为相应的服务。未来的医疗机构改革将是改革的重点。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遵循的原则以及目标要求。中央层面对未来发展目标的明确阐述，也标志着中国正在迈向以社会建设为核心的新时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奇迹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以快速的GDP增长为核心指标。但是，在快速的经济增长背后，各种社会层面的矛盾也在不断积累，比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紧张、群体性事件数量的不断攀升等。面对新的社会形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强调社会建设的重要性70212540。社会学家陆学艺指出，中国当前诸多经济社会矛盾的根源在于社会结构的调整滞后于经济结构，即我国经济结构已经是工业社会中期阶段，但是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社会的初期阶段，并据此提出应从社会政策入手来寻求解决方案。综观近年来中央层面的政策表述，“社会建设”“社会治理”“民生”等概念被越来越频繁地提出，这都表明中央在不断地推动施政理念的转型。那么，中央的理念转型究竟会对地方层面的政策实践产生何种影响？它是否能够有效地推动地方的治理转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策传导机制又是什么样的？本文试图围绕厦门市海沧区的“共同缔造”实践进行讨论，聚焦的核心问题是“共同缔造”与“社会建设”之间的关联，分别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角度分析政府间（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

21世纪以来，伴随“和谐社会”的提出，政府开始在民生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社会建设的地位逐渐提升，与此同时，对社会政策的理解也在逐渐深化。我国福利研究基本可以沿着两条路径进行。第一，在传统的主流领域强调普惠、公正以及对基本权利的维护。传统的对社会福利的讨论聚焦于被动的保障，强调国家责任，关注社会公平和需要满足这些传统的社会政策议题。比如景天魁的“底线公平”、彭华民对于普惠型社会福利的解读和“需求为本”的社会福利等。而“适度普惠型福利”也是在之前“补缺型”福利的背景下提出的。这些属于“国家保障”范畴之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过去10年间已有很大发展，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已经初步建立。第二，面对新的社会风险和社会需求，主张采取更加多元和积极的战略。综合钱宁和周立舟的“发展型社会福利”、景天魁的“大福利”构想、林卡的“福利社会”、关信平的“新福利国家”等观点，可以发现虽然这些分析的切入视角和分析逻辑不尽相同，但是已经在几个方面达成共识：一是福利不只是从属于经济政策的被动保障，还应该具备积极的防范风险的功能，同时也是积极的社会投资；二是福利不应只是国家责任，而应该是家庭、社会组织、市民、社会多方参与的，尤其应该强调福利对象的权利和主体性、能动性；三是尽管强调积极和多元，但是其前提是“政府主导”，即政府从过去被动保障者的角色变为支持者和监督者。上述两条研究路径的同时存在，实际上反映出我国迅速变迁的经济社会状况——我国过去经历的是福利国家近200年的历程，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的情况下，与西方国家目前类似的后工业化社会需求亦凸显。因此目前的福利需求既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的工业社会需求，又有增加服务供给、提高服务效率等后工业社会需求，因此我国的福利体系建设需要在这两方面同时努力。不仅仅是社会政策研究领域，在社会政策实践领域，社会各界也日益认识到，一方面，政府在社会福利中的责任、“增加政府投入”都是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要想使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更好地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则需要政府以外更多角色的参与。尤其是结合十八大以来强调的“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多元积极”的社会政策理念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而厦门海沧区的“共同缔造”正是与此相关的一项政策实践。

外来人口在海沧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海沧投资区建设得到比较大的发展。投资发展的一个主要支柱是外来资本（台商投资）和外来劳动力，包括技术劳动力的引入。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海沧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最初的外来人口转化成本地户籍人口非常困难，同时也不能享受本地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这样，外来人口长期游离在城市公共生活之外。即使为本地经济做出很大的贡献，也不被视为本地人。他们的归属感不强，也带来相当多的社会问题。在台商投资区发展的早期，除了国有部门的正常工作调动和家庭关系所涉及的人口迁移，外来打工人口主要生活在投资区范围内。正规的员工有集体户口，企业为自己的员工提供了基本的生活设施，投资区也有基本的公共设施。投资区的生产生活自成一体，在投资区就业的人基本上不用与外界社会沟通。加之当时海沧经济发展尚未起步，海沧农业社会和工业区的差距非常明显。投资区不仅是当地经济的“飞地”，也是社会发展方面的一个“飞地”。随着海沧区的经济持续发展，更多的外来人口从暂住人口转为常住人口，甚至户籍人口。城市管理不得不从以生产管理为主向行政区、生活区的管理转化。加上海沧区城市发展势头比较猛，房地产市场被看好，在这里买房的外来人口也大量增加。海沧人口从2004年的14.3万人增加到2014年的42.9万人，人口增加到原来的三倍。这么快的增长对海沧区的城市社区治理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与此同时，海沧经济增长的结构发生了变化。海沧投资区以外的地方工业化、城市化速度提高，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变成了城市面积和人口比例越来越大的地区。这与海沧政府引入相关政策，要求投资区内以生产为主的经济与区外本地服务业经济相结合有关。工业区的人口越来越多地消费由周边人口提供的生活服务和生活用品。土地经济本身也进一步促进了周边农业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海沧也得益于厦门地区经济整体的快速发展。作为厦门周边地区，海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工业和服务业投资。从某种意义上看，虽然投资区仍然在海沧享有政策优势，但是投资区以外地区后来的高速发展正在逐步缩小投资区和投资区以外的经济差距。这些发展趋势意味着海沧的发展不再是简单的投资区和投资区以外的地域分割，人口也不再是本地人和外来暂住务工人员的划分。经济的融合和收入差距的缩小带来了社会融合的需要，经济增长机会不断出现也意味着原本短期务工的人口在这里获得长期就业机会的可能性更大，安居的需求也会更加强烈。由此，对于通过各种渠道实现社会融合的需求也相应地提高了。作为一个多年依赖外来人口满足经济发展需求的地方，海沧对外来人口基本上保持着比较欢迎的态度。即海沧在帮助外来人口融入方面有比较强的政治意愿。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融入。本文以海沧在外来人口管理和融入领域所进行的各种政策尝试为例，探讨是否能够通过治理的改变，即利用共同缔造的手段取代传统的行政手段，改善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