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是我国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也成为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拖累因素。社会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性公共品供给短缺及受益分配公正性缺失。如何改变这一现状，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再平衡，成为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的发展还存在不均衡不充分问题，这一问题在公共服务上表现得同样很突出。2015年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一个对各级政府而言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提供充分而公平的公共服务，这是公共部门推动自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中央提出了共同富裕战略目标，作为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体现，公共服务的公平充分享有自然就变得非常关键。为了试图探究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中存在的不充分不均衡问题，本书基于我国社会发展现实，以公共教育和医疗服务为对象、基于问卷和入户调查数据，对我国非义务教育阶段的优质教育资源分享公平性和公共医疗服务受益流向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发现，我国非义务教育阶段的优质教育资源享有机会严重偏向社会上相对优势群体，不仅如此，优质教育资源享有机会在不同教育阶段具有明显的阶段传递性。这导致了我国社会自学前教育就开始的优质教育资源争夺现象。相比较，我国的公共医疗服务，自2009年新医改之后，在受益流向的公正性程度方面有明显改善。无论是住院服务还是门诊服务，我国的公共医疗服务受益更多流向了低收入群体，收益分享的公正性得到显著提高。但由于政府补助方式欠合理，低收入群体在享有相对更多公共医疗服务同时，也承担了不成比例的公共医疗服务成本。所以综合看我国公共医疗服务受益流向对现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不是缩小差距，而是扩大差距。基于我国财政体制的研究发现，我国公共教育与医疗服务的收益分享与我国分权治理下的转移支付机制有很大关系。作为承担公共教育和医疗服务提供责任的地方政府，我国以纵向为主的转移支付机制，不仅未能激励其提供社会性公共品，而且抑制了竞争对其支出政策的约束作用。在这样的财政体制下，如何通过转移支付机制设计，矫正地方政府激励偏向，提高公共教育和医疗服务等社会性公共品受益分配的公平正义性，成为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必须关注的问题。与此并行的是，作为财政支出的重要内容，对个人或家庭的补助一直是发达国家财政的主要支出方向，但在我国硬化的财政支出结构下，财政对私人部门的补助与发达国家的转移支付明显不同。我国对私人部门的补助主要是服务提供主体，即部门，而不是服务使用主体。而硬化的支出趋向又使财政对服务提供部门的补助更多偏向机器设备等硬件投入，而非服务直接提供者的成本补偿。在这种补助机制下，我国的公共支出受益归宿对社会现金收入分配的影响，不仅没有成为缩小社会分配差距的有力工具，反而明显扩大了社会分配差距。这一研究发现的政策启示是，我国政府在安排财政支出时应改变转移支付方式，直接增加对服务使用者的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