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的城市社会融入一直以来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研究议题，在社区层面考察这一问题可以弥补以往研究从宏观结构视角出发的不足。本研究在一个老城平房社区的个案中探索了这一议题，发现流动人口在社区的社会融入较为有限，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在生产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模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直接导致了这一现象。但流动人口仍然具有融入社区的结构性条件，商居混合空间格局提供了不同人群间互动的机会，并且社区内儿童群体成为带动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融合的触媒。这为建设和治理流动人口融入的老城平房社区提供了相应的启示。

高度不平等集中体现中国社会目前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直接挑战中国经济转型、社会安定与政治治理。三十年来历史性的经济腾飞使中国跻身中等收入水平国家行列。与此同时，中国也快速成为一个在收入分配及政治、经济与社会等各个领域高度不平等的国家。不平等水平多年居高不下，不平等在短时间内形成代际传递，社会阶层固化已经快速出现，导致不平等的根源已经制度化。如何应对由此导致的潜在政治经济危机，事关中国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性策略选择。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对当前收入不平等的未来趋势、制度成因以及严重后果有全方位的重新认识。改革早期不平等水平的升高有效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并纠正了绝对“平均主义”。但是，不平等程度进一步快速加剧以及新的不平等机制的形成，完全改变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简单替换。居高不下的不平等已经成为提升效率的严重障碍。不平等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社会正义与公平的道义问题。而希望随着经济发展不平等程度会自然下降的所谓“库兹涅茨曲线”，不仅迟迟没有降临，也被几十年来国际经验反复证明不过是未经证实的美好愿望。

经过三十年的制度变化、经济发展与收入增长，中国社会结构的重塑正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三十年的财富创造已为财富积累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中第一代人以收入差距形成的社会结构分化，已经开始转化为决定第二代人及以后更多代人命运的财富分层。当前，中国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重构的动力，已经开始逐渐由收入上的差距转化为财富鸿沟与家庭消费的差异。这样的社会分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能够世代传递的、长久与持续的社会不平等。收入上的差异对于社会结构的分化作用显而易见。消费是收入与积累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消费与财富累积上的差异对于社会结构的影响作用或许要更为隐晦与深远。这是因为消费的差异不仅仅是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制造社会群体间的社会隔离、形成社会分层的重要动力机制；同时，消费关系到人们的生活机会以及与此相关的发展机会；更为深远的是，家庭财产累积上的分化关系到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以及社会不平等在代内与代际间的传递与延续。这些前所未有的、崭新的社会分化动力机制势必强力冲击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并极大地影响着未来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形成。以工资为基础的居民间收入差距在加大的同时，以家庭财富差距为基础的社会分化正在形成并发挥其更为强大与深远的影响。因此，在观察当前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过程中，消费与财富累积不仅是不可忽略的，而且是对理解与判断中国社会结构长远变化的更重要的题目。根据对2002～2005年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收入与消费调查微观数据的分析，本文描述中国城市社会各阶层的消费特征与消费差异，说明它所导致的当代中国城市家庭财富累积的分化，揭示它对于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不平等的重塑的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并讨论与之相应的政策启示。

中国城市是中国经济的发动机，城市的改革发展是中国社会充满活力的显著表现。当越来越多的投资倾注到城市里来之后，城市不仅创造出新的产业、新的就业机会、新的资本市场等，而且其本身也在这样的变革大潮中被改造了。本书选取北京市什刹海四十多年来的改建历程作为分析对象，通过分析这一地点与区域在地理外貌、社会功能以及文化特征等方面的变化过程，讨论其中各种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力量在这几十年来的此消彼长的变化过程，来尝试回答城市变迁的动力机制是什么。本书有两个可以分开但又紧密相连的主题：一是在理论讨论中，提出一个转型时期城市空间如何构建出来的理论解释框架；二是在经验论证中，利用作为一个城市空间中颇具特色的地点——什刹海——几十年来的变迁过程，来具体说明这一理论解释框架的适用性。

人们存在的具体表现是生活在一定的空间地点之上。在这一空间地点之上，人们获得生活的必需，并建立各种社会关系，实施各种社会行为，发展出各种社会制度。在很多情形中，人们以这一地点来定义自我的身份与感受。地点的物理外貌的变化将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相应的变化。人们对于这一地点的感情也发生变化。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地点对于人们生活的重要性。城市是人类迄今为止建造出来的最为宏大、体现上述社会空间辩证关系最为显著的地点。影响城市地点变迁的因素层次丰富、复杂多样，相互之间的关系也丰富繁杂。在我们看来，当前的城市社会治理应将人与地点的关系当作理解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与实施有效社会治理的重要考量因素，而具体的社会治理方式也应由此出发。

在我们城市变迁的行动呈现模型中，国家与政府、开发投资商、规划建筑师、文化保护人士以及当地居民构成了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不可或缺的直接作用于城市地点的行动者。其他因素对于城市地点的影响也是通过这些行动者间接起作用的。我们发现，非常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所有城市社会学理论，在探讨城市演变的过程中都没有将规划建筑师纳入分析。我们坚信，规划建筑师事实上对城市空间的变迁起着非常重要并且是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城市发展，城市规划的任务也发生了变化，而规划建筑师的角色也随之发生重要的变化。当前的规划建筑师角色非常恰当地体现了社会空间辩证法所强调的，人们之间的互动过程与城市的物质空间是互为因果紧密纠缠的。所以我们坚持，规划建筑师是推动城市变迁的重要行动者，也是行动呈现模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本章梳理了城市文化的理论。各种理论都根植于其本身发端时的社会经济背景，是对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与城市空间结构符号性的归纳与提炼。同时，城市文化影响着城市中人们的行为并成为城市发展的动力。由于文化与空间在城市消费领域的重要地位，建构文化空间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策略。文化是作为城市中心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中衰败的救星而进入城市空间再造中。文化不仅是构建城市空间的组织因素，也成为这一过程中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以及城市形象塑造的核心力量。

从什刹海的整体规划中可以看出，其规划思路是依托湖水景色的优美风光、强调王府古迹的历史内涵、延续民俗民居的文化传统、拓展旅游消费的休闲方式，将什刹海打造成为一个中外游客可以消夏纳凉、观赏风景、体察民情、品味文化、消费休闲的旅游风景区。在将什刹海重新开发成这样一个旅游风景区的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什刹海特定的地理位置与空间构成。由于什刹海地处北京城的核心地带，并罕见地拥有较为广阔的水域，从历史上就一直是休闲的上佳去处。因此，在什刹海周围留存下来一系列的文化古迹。除去历史上的破坏以外，当前北京城市化的拆迁与重建过程对于这一区域的原有格局影响不大。原有的空间结构——包括历史建筑以及重新翻修的建筑——都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较好的维持。在相对较小的空间范围内，什刹海浓缩了丰富的文化与民俗的内容，这就使什刹海成为北京市区内一处风格独特的地方。

在官方的文化分类中，什刹海文化呈多元的特点，其文化特点具有六大要素：商贾文化、皇家文化、宗教文化、水系文化、休憩文化、名人文化。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对旧城土地价值的强烈追求导致承载和凝结了悠久历史文化价值的旧城风貌遭受巨大破坏，旧城的历史文化资源日益减少。在社会各界的大力呼吁和干预之下，地方政府制定了历史文化保护等法律和规划，这使幸免于难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和历史建筑成为市场上更为稀缺的资源，反而提升了旧城里传统四合院的市场价值，相应地促进了胡同旅游和四合院交易的市场发展；而这又进一步强化了旧城私房主群体对土地和房屋产权的诉求。2010年特别是2014年之后，历史文化保护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核心城区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重要载体，老城作为北京的“金名片”被赋予了更加重要的历史文化传承和展示的意义。而什刹海正是北京历史文化的集中体现，是北京“金名片”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在重新认识什刹海的定位，试图在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商业业态调整和居民居住环境之间实现再平衡。在市级层面大力推动的“疏解整治促提升”过程中，什刹海地区长期存在的过度商业化问题得到了部分解决。

文化在资本、空间与消费之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更准确地说，正是通过文化这一媒介，资本才能顺利地将什刹海空间形态重塑为各类消费的载体和消费对象本身，空间才更为紧密地与消费联系起来。就地方政府与经营资本的关系而言，二者既互相促进、相互合作，又相互博弈和相互管制。在早期发展阶段，政府与商家共同致力于打造一个集旅游与消费于一体、历史感和现代感并存的文化空间。民间投资者最初发现了将什刹海特殊的空间要素转化为文化消费商品的市场潜力，而地方政府发展文化旅游的导向和场所营销策略则鼓励更多投资者踊跃加入。随着“胡同游”和酒吧街过度竞争带来的一系列负面效应（市场秩序和空间秩序混乱、交通和环境压力倍增、历史风貌遭到破坏、当地居民生活受到困扰等），政府也加大了管制和治理的力度，通过特许经营、环境整治和业态规划调整等手段试图在历史保护、商业发展和居民利益之间实现相对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