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自身独特的社会结构激起了对特殊的城市性质的行政关注，需要在处理问题上有与处理农村问题时完全不同的解决手段。”〔美〕费丝言：《谈判中的城市空间：城市化与晚明南京》，王兴亮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第18页。中国古代城市治理发展的历程就是这种手段不断因袭累积的自我强化与发展过程。“许多特色之中应有共性存在，研究和探索出共性，就可进一步得出其中的一些规律。”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重庆出版社，2021，第53页。随着古代王朝政权治理模式的更替和内部城市发展模式的演变，古代城市治理不断融入新鲜的实践经验并衍生出新的观念和策略，综合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形成了深层次的变革式演进。这些演变被规范为新的制度，在不断的发展变革中凝聚出了越来越清晰的“统一性”“一致性”，变得更加系统、全面和严整，形成了一套中国特征明显的古代城市治理体系，这一体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和特点，上承地方区域治理体系，下接基层治理体系，涵盖了外部宏观布局和内部细节设计，具有极强的“总体性”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