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6》以“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为主题，紧密联系现阶段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客观要求，以及十八大报告有关城镇化战略的科学论述，以总报告、综合篇、专题篇、案例篇等形式多层次、多角度探讨了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历程、现状特点及推进思路，科学测算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综合成本，特别对巨型城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规模和成本进行了专门测算，并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关的户籍制度改革、流动人口管理、城乡公平就业、农民“带资进城”、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对当前各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本报告认为，城镇化就是变农民为市民的过程，市民化是城镇化的根本。目前，中国城镇中农业转移人口处于快速稳定增长阶段，总量约2.4亿人，占城镇人口的1/3左右。但由于成本障碍、制度障碍、能力障碍、文化障碍、社会排斥以及承载力约束等方面的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严重滞后。2010年，全国按城镇非农业户口人口计算的市民化率仅27%，不完全城镇化率达23%，其中东部地区高达31.3%。综合测算表明，2011年，全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仅有40%左右。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预计到2030年前，全国大约有3.9亿农业转移人口需要实现市民化，其中存量约1.9亿，增量超过2亿。未来应本着“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公平对待、一视同仁”的原则，分阶段稳步推进市民化进程，多措并举、分层分类做好市民化工作，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参与、成本共担、协同推进的市民化机制，同时进一步深化户籍、土地、住房、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农村产权制度等综合配套改革，建立完善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常住人口全覆盖，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和水平，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关键词：城镇化　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

2014年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进行了战略部署。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规划对特大城市的发展十分关注，并特别指出部分特大城市存在诸如人口压力偏大、产业结构亟待优化、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较低、空间结构不合理等突出问题，这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城市经济学界对特大城市相关研究的关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提高社会治理水平，这为推动中国特大城市的平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基本思路，即实现从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的转型。然而，特大城市的治理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对其治理的策略、模式、方法、有效性等问题仍有待进行深入研究。《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7》以“聚焦特大城市治理”为主题，紧密联系现阶段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客观要求，紧密联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新型城镇化战略的科学论述，以总报告、专题篇、案例篇等形式全面分析了国内外特大城市发展的历程、现状和存在的不足，多维度、深层次地探讨了中国特大城市治理的思路与策略，特别是针对特大城市社会治理、交通拥堵治理、贫困问题治理、生态环境治理、功能疏解与人口治理、房价过高上涨过快治理、“城中村”与城乡接合部治理、公民参与特大城市治理等当前引人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对各地推动特大城市合理有序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报告认为，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大城市化，尤其是特大城市的快速、大规模扩张。中国特大城市具有数量不断增加、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总量不断攀升、就业贡献不断提高、建设水平较高等特征，同时伴生着诸如二元结构加剧、环境质量下降、交通拥堵严重、房价上涨过快、城市脆弱性凸显等问题。报告指出，中国已进入大城市病高发期，新时期加强特大城市治理势在必行。加强特大城市治理需要战略视野、全局意识、综合手段和针对性举措，要坚持“科学评估、市场主导、政府调控、综合配套、多元共治、多措并举”的方针。针对特大城市发展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报告从以下方面给予重点关注。特大城市的社会治理转型方面，报告认为城市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社会结构、空间结构和治理结构等结构性问题相互关联，它们是倒逼中国特大城市社会治理转型的重要问题，同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密切相关，并认为改革城市治理结构、以需求为导向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提高公众的参与意识、培育社会组织是推动特大城市社会治理转型的主要策略。特大城市功能疏解方面，报告针对中国人口治理模式及未来发展趋势，结合美国、日本等国家对特大城市功能疏解与人口治理的模式和经验，认为中国特大城市功能疏解应在去功能化、空间结构优化、人口合理疏解等方面进行治理，并提出适合中国特大城市功能疏解和人口治理的基本原则及实现路径思路。特大城市的交通拥堵治理方面，报告总结了拥堵的各种影响因素及其类型，分析了国内外治堵主要思路、实施效果和难点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提出了大城市交通拥堵治理的创新性方案和政策建议，并对实施中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了评价，提出了相关应对策略。特大城市雾霾污染治理方面，报告总结了中国主要城市在治霾方面的经验，提出了包括加快优化产业结构力度、加强环保执法监管力度、推进环境污染的第三方治理、推进大城市油品升级、研究探索区域联防联控合作机制等在内的六大治理建议。特大城市房价治理方面，报告认为特大城市房价高上涨快的治理对策，首要在于稳。当前治涨最重要，治高要慎重。其次是顺，就是要顺应市场，顺其自然。好的房地产政策在本质上应该着眼于利用市场机制的修正。最后是调，原则应该是先顺后调，不能顺的领域才调，尽可能少调，而且多调顺少调逆。特大城市贫困问题治理方面，报告认为未来随城镇化和城乡统筹的推进，需将扶贫重点由农村逐步转移到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报告剖析特大城市贫困产生的主要原因，并结合现行反贫政策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特大城市的反贫政策创新建议。特大城市“城中村”与城乡接合部治理方面，报告在分析特大城市“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存在问题和产生原因的基础上，总结了北京、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的治理经验与利弊得失，提出“积极推动社会参与式治理”、“物质形态改造与社会形态治理相结合”、“妥善解决外来人口居住问题，避免出现新的城中村”等对策建议。特大城市的治理主体方面，报告认为城市治理不仅需要政府参与，也需要社会和公众的广泛参与。报告分析了公众参与特大城市治理的作用和意义，对近年来中国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进展和不足进行了评价。在此基础上，针对公众参与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转变城市管理理念、完善公众参与的法律体系、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发挥社会组织作用等对策建议。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在稳步发展的同时，主要污染物排放有所减少，资源利用效率得到较大提升，能源结构调整升级，污染防治取得一定成效，环境恶化趋势放缓，但由于历史累积的欠账，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尤其是面对经济新常态下企求高增长的压力，资源、环境领域的挑战更为严峻，资源、生态正悄然取代资本和技术，上升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小康社会实现的关键制约因素。“十三五”时期，环境保护将在各种压力形成的夹缝中前行，需要继续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推进环境管理战略转型，提高生态环境承载力，加快资源环境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实现生态环境质量的总体改善。为此，必须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按照环境保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从组织领导、制度建设、项目规划、市场机制以及社会治理五大方面进行统筹设计。

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依据国际经验判断，中国已开始进入初级城市型社会。这表明，目前中国已经结束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从乡村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转型是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如果未来中国的城镇化率以每年0.8～1.0个百分点的速度推进，到2020年前后城镇化率将超过60%，届时中国将整体迈入中级城市型社会。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城市经济、人居环境以及居民生活消费模式等都将随之发生深刻变化。本书在对中国进入城市时代所面临的挑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了城市发展必须走绿色繁荣之路，围绕如何实现绿色繁荣提出了具体的战略思路和对策措施。所谓绿色繁荣，就是采取绿色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共同繁荣。它是一种充满绿色的全面繁荣，是经济繁荣、社会繁荣和生态繁荣的有机统一。其中，“繁荣”是目标，“绿色”是“繁荣”的特性。实现绿色繁荣，必须以良好的生态和人居环境为基础，必须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前提。 本书认为，在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城市经济将占支配性地位，城市生活方式占主导地位，城市品质受到高度重视，城市发展趋向集群化，绿色休闲空间备受关注。而现有城市在经济结构、规划建设、管理体制、环境质量、公共服务、社会和谐和安全等方面还难以适应城市时代的新要求，城市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在新时期，必须高度重视城市科学发展，全面提高城市品质和城镇化质量，积极推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深度融合，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共同繁荣，走低碳、环保、高效、和谐、安全的绿色繁荣之路。为此，需要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推广绿色低碳技术，构建绿色经济尤其是现代绿色产业体系，推行绿色生活和消费方式，强化绿色管理、考核和支撑体系，进一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全面加快推进向城市型社会的转型。

2010年是中国“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的承前启后之年，《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3》以中国城市发展“十一五”回顾与“十二五”展望为主题，紧密联系国际金融危机、低碳经济发展的形势，以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动向，对“十一五”中国城市发展进行了回顾，对2010年及“十二五”期间城市发展趋势和调整思路进行了展望，提出了相应对策措施。《报告》还选择了部分在城市发展方面进行有益探索的代表城市（区）进行案例分析，并归纳梳理了“十一五”期间有关城市发展的重大事件。《报告》认为：“十一五”期间，中国城镇化得到快速发展，前4年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0.9个百分点，但城镇化质量不高，仍在延续着改革开放以来所呈现的典型的不完全城镇化特征，城镇化率在统计上被高估。城市发展在规模扩展、功能强化、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居环境改善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效，和谐城市建设迈出新步伐，但发展质量的提高却较为缓慢。由于体制和政策不尽完善，当前中国城市发展尚存在诸多问题，如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不匹配，城乡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收入差距扩大与居住分异加剧，各种城市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城市空间开发无序现象严重，大城市膨胀问题亟待解决等。“十二五”期间，中国将进入城镇化与城市发展双重转型的新阶段，预计城镇化率年均提高0.8～1.0个百分点，到2015年达到52%左右，到2030年达到65%左右。今后必须坚持速度与质量并重，加快全面城镇化的进程，着力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加快城市转型升级步伐，促进城市的科学发展，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本书总报告分析了全球碳中和的最新进展，总结了现存的问题及机遇，并依据最新统计数据对中国碳中和发展情况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表明中国碳中和发展指数从2001年的164.95波动上升至2020年的188.34，其中，中国绿色能源指数、中国绿色交通指数和中国生态碳汇指数显著提升。本书分报告共有六个部分。指数篇，根据《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中的“碳达峰十大行动”，并结合远景目标，从多个维度选取具体指标数据，建立衡量碳达峰、碳中和的地区目标达成情况的指标体系，2020年省际碳中和发展指数均值为6.08，超过均值的地区有14个。战略篇，聚焦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议题，阐述了“双碳”目标与生态文明建设在价值追求上具有一致性、在实现逻辑上相互契合，是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深入分析了多能互补协同的可持续发展机制、能源结构优化对实现“双碳”目标的现实意义。同时，根据“方针—技术—机制—合作”路径体系与时空布局提出了支持以技术创新为导向，实现有序转变的系统性方案。科技篇，聚焦第二代区块链技术，探讨了智能合约技术和NFT技术在碳交易和碳资产管理中的作用；归纳总结了绿色低碳技术实现碳中和的主要路径，研究了现阶段绿色低碳技术的发展情况和面临的问题，并针对现有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碳库篇，第一，以黄河流域为例，将城市分为碳汇示范试点、综合示范试点和生态岛示范试点三个层次探讨绿色碳库在实现碳中和过程中的方法学以及可借鉴的经验。第二，为森林碳库建设总结了做法与模式，提出了科学推进绿化保护、提升森林碳汇能力、持续创新体制机制、加强森林碳库保障、健全交易补偿机制等建议。第三，对完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提出了建议，对碳排放权属性及税收问题进行了研究。第四，提出了中国碳市场建设基本路径。路径篇，围绕农业农村碳中和与乡村振兴的理论基础、两者的内在关系及协同推进的现实困境展开了探讨；结合中国工业、建筑、交通领域碳排放现状与相关政策目标，分析了三大领域低碳转型存在的困难与挑战。在分析国内外甲烷减排政策与标准、甲烷排放特点与减排技术措施的基础上，研究了甲烷减排促进碳中和目标实现的路径。针对中国仍面临未形成全面支撑实现碳中和的能源科技创新体系和产业均衡发展体系、碳中和目标下能源科技发展缺少战略规划和跨机构协调的现状，针对动能转换、完善绿色发展的新要求，提出了在顶层设计、新能源科技创新、人才和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发展数字经济，调整产业结构，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等建议。围绕民航减排，从关于碳减排的协议、法律、政策及实践方面，提出民航业的碳减排体系框架。案例篇，总结国内外企业推进碳中和的布局和实践经验，归纳海南、粤港澳大湾区、武汉、北京等地区在推进碳中和方面的做法与模式，为成功经验的推广做出可行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