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间组织迎来了期盼已久的顶层制度设计和多项重大发展，开始步入全新发展的阶段。在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的历史大背景下，民间组织被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谋划，开启了制度化进入公共治理空间通道并成为治理体系的重要主体。民间组织不但开始获得生死攸关的法治保障，还被寄希望于发挥社会规范的自治主体作用。制度障碍的逐步破除以及多项重大政策持续释放的利好消息，都意味着中国民间组织发展跨越了历史的分水岭，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历史意义。中国的民间组织发展在中国式治理体系建构下开始迈入一条国家与社会融合发展的新路子，今后应通过政府治理体系建设建构适合国情并能发挥民间组织社会治理基础作用的金字塔式社会治理结构。本书是第六本民间组织研究报告，参与撰写的专家主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知名高校、地方社会科学院和政府实务部门。整个研究报告共约30余万字，除总报告外，专题研究重点关注在治理体系建构下应促进金字塔式社会结构的形成、社会工作机构发展、公益组织网络问责以及社会企业发展这几个重要的热点问题，对这些热点问题给出了颇有深度和前沿的剖析。地方发展部分选取在民间组织发展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并具有多项创新和开拓成果的上海浦东新区和广东省，作为分析个案。域外镜鉴部分专门研究了美国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情况、日本的养老护理非营利组织，以及俄罗斯民间组织的发展，这三篇文章讨论的主题对当下的中国极具借鉴和参考意义。

2011年，中国的民间组织虽然整体上增长乏力且公信力成为社会质疑的焦点，但随着社会管理创新成为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长期制约和束缚民间组织发展的双重管理体制在实践探索中已经获得实质性的重大突破。从中央到地方关于民间组织发展理念、制度和实践创新的各种探索和巨大合力，正逐步推动民间组织从单一类型和个别地区的小范围改革迈向整体突破的重大改革。指导思想和具体实践都已经被全面突破的双重管理体制，只待最后一步“三个条例”的修订，从而予以确认并全国推广。 社会管理创新赋予民间组织社会治理主体地位，民间组织被政府纳入政府工作体制和运行机制，民间组织地位在发生重大转变的同时，资源环境状况也得到极大的改善，开始步入全面推进、整体发展的新阶段。民间组织在被赋予重任的新发展时代，公益慈善类组织公信力危机和各种敛财乱象所敲响的警钟，都要求民间组织今后迈入制度建设和能力提升时代。 本书是第四本民间组织研究报告，参与撰写的专家主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地方社会科学院、政府实务部门和高等院校。整个研究报告共30余万字，除总报告外，专题研究篇主要探索了民间组织孵化器建设、农村民间组织发展和中介组织的腐败等问题。地方发展篇选取了河北和重庆，域外镜鉴篇对德国、法国和东南亚的民间组织进行了探索和分析。

中国的民间组织正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虽然当前依然存在着一些自身制约因素和外部障碍，但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加速推进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民间组织将迎来一个空前的历史发展机遇，而政府对民间组织的管理理念及管理模式等，也将随之出现进行重大调整和改变的契机。本书作为第一本国家权威机构发布的民间组织蓝皮书，参与撰写的专家主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地方社会科学院和部分高校，本书课题组希望能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动对中国民间组织及其地位和作用的深入研究。整个研究报告共约45万字，在内容结构上，除总报告外，主要有三大部分。综合研究篇包括三篇文章，分别是对民间组织的相关研究所作的系统梳理和述评、历史发展源流的探究和总结，以及所面临法制环境的法律视角考察。地方发展篇则选取了上海、浙江、四川、广东四个省市，分别介绍了当地民间组织在政府购买服务、促进经济发展和参与新农村建设等方面的重要经验。域外镜鉴篇以课题组考察的英国、俄罗斯和波兰等国家为代表，总结介绍了英国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公私伙伴关系、俄罗斯与波兰民间组织对转型过程的推动，应当说这些经验对我国的民间组织管理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中国的民间组织经过汶川特大地震和北京奥运会的洗礼与推动，社会动员能力以及自身影响力显著增强，不但成为灾害救援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政府应对多种问题的得力助手。目前，民间组织参与公共政策已经具有一定的制度化通道，而且正在以多种方式直接参加或间接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我国民间组织发展仍然存在公信力危机、专业化能力建设不足和自身治理三大问题，面临着双重管理等外部制度障碍。但是，民间组织在多个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以及中央和地方对双重管理体制所进行的变革探索表明，民间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已经迎来政策调整窗口，主管部门应抓住有利时机主动采取积极措施，通过“两步走”战略逐步推动双重管理体制过渡为一元化的登记制和备案制。民间组织正在逐步进入一个黄金发展时期，主管部门在变革双重管理体制的同时，需着手构建多元立体的全方位监督管理体系，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引导民间组织健康发展。本书是第二本民间组织研究报告，参与撰写的专家主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地方社会科学院、政府实务部门和部分高校。整个研究报告共计约40万字，除总报告外，专题研究篇有两篇文章，主要对民间组织的双重管理原则和参与灾后重建情况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深入分析。地方发展篇则选取了民间组织数量第一大省山东和在制度改革中走在全国前列的深圳。域外镜鉴篇对美国、日本和非洲的民间组织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尤其是《美国民间组织：身份、事业和运行环境》一文，所介绍的美国严密的税收法律体系，以及对免税民间组织强制公开信息的管理经验，对我国的民间组织管理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等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的出台，影响社会组织发展的法律政策体系与政策工具措施日益完善和丰富，社会组织的外部支持体系正逐步形成。从全国各地的社会组织发展实践来看，法律政策体系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和广阔的发展空间，而培育扶持社会组织的各类政策工具则促进和支持了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目前被广泛使用的政策工具包括购买服务、信息公开、声誉、奖励表彰、补助等，尤其是购买服务已初步形成了自上而下的较为完备的政策操作体系，成为运用最为广泛的政策工具之一。在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为主的各类政策工具的推动下，在包括来自企业的资金和人力资源的支持下，通过与政府和市场构建合作伙伴关系，社会组织类型正日益丰富和完善，已经初步形成良性发展的内部生态系统与良性互动的外部生态圈。可以说，中国的社会组织开始步入整体性变革时期。本书是第七本社会组织研究报告，参与撰写的专家主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知名高校、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整个研究报告共30余万字，除总报告外，专题研究篇重点关注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相关规范、民营企业基金会的发展、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的状况，以及专业志愿服务对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价值等问题，对这些社会组织的热点和新现象给出了深度和前沿的剖析。域外镜鉴篇两篇文章研究日本和法国的购买服务和社会组织培育扶持的政策和具体做法，对当下中国社会组织发展支持政策的进一步改进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而实务思考篇，则通过一家本土优秀社会组织十余年来与政府合作的历程，全面总结和梳理了社会治理中政社合作的价值、社会组织扮演的角色，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过70年的建设发展，社会组织逐渐成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主体之一，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国内方面，社会组织既要促进自身高质量发展，又要在“六稳”“六保”重大决策部署中发挥出独特作用，促进保民生、稳就业，助力脱贫攻坚，筑牢民生保障服务。同时，提高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能力，通过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共产品多元化的需求促进其消费升级。在国际方面，社会组织应深化参与全球治理的程度，在政府不方便参与的领域发挥自身非政府组织的优势，助力我国应急产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在全球治理中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发挥党组织在社会组织中的领导作用，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和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中国社会组织报告（2020）》总结了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特色社会组织创新发展，同时对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慈善组织的不同发展状况及特征进行分类阐述。在此基础上，本书关注中国民办非企业单位对人力资本贡献和社会组织对经济增长影响；针对新冠肺炎疫情介绍了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和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情况；本书还涉及社会组织管理法制化制度建构、政社关系、社会组织协商机制以及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等内容。未来社会组织发展还需要在总结70年来发展经验基础上，充分发挥党组织对社会组织的领导引领作用。建立并完善新型政社关系，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发展之路。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扩散警示我们全球治理，特别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重要性，此次疫情对我国乃至全球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挑战的同时，也为我国社会组织走出国门、参与全球治理带来了契机，我国社会组织应在“一带一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基础上，抓住这次契机走出国门，不断加强与国际权威社会组织的联系与合作，在国际领域打造中国品牌，树立中国形象。

中国的民间组织增长速度连续数年呈持续降低态势，2009年增速更是创十年来最低。在整体增速放缓的背景下，社会服务类民间组织、社区民间组织、新型民间组织以及非公募基金会却依然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而且这些民间组织类型今后将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近一年多来，民间组织的社会关注度进一步提高，既有购买服务增加、慈善立法热潮和慈善晚宴等社会热点，也有免税新规上书、捐款汇缴以及壹基金事件等引发体制反思的深入讨论。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是民间组织领域中的一个突出亮点，目前广泛分布于养老、社区、社工、扶贫、残障、就业等公共服务领域，以及大量出现在上海、深圳、北京、宁波、成都等地。购买服务既缓解了民间组织的资金困境、拓展了生存空间，又促进了政府职能转型和服务型政府建设。推动民间组织健康发展，需加大和提升民间组织相关政策的协调力度和层次，完善政策配套措施，今后要在扩大购买服务范围和规模的基础上，建立购买服务、资金补贴、政策引导等综合性支持体系，提升民间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本书是第三本民间组织蓝皮书研究报告，参与撰写的专家主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与政府实务部门、部分高校。整个研究报告共三十多万字，除总报告外，专题研究重点关注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研究报告全面总结分析了目前的发展现状、主要特点、购买方式以及对政府和民间组织分别带来的挑战与影响等重要问题，在总结探索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地方发展部分则选取了境外非政府组织活跃的云南和民间组织总体数量虽然不大，但颇具创新意识的吉林省。域外镜鉴部分则选取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巴西和印度，他们的民间组织管理经验对我国有着更强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中国的民间组织发展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目前已走出连续数年的增速下滑低谷，开始步入快速增长阶段。经过多方力量的合力推动和多年的不断努力，2013年终于迎来了民间组织发展中的关键性变革。长期制约束缚民间组织发展的双重管理体制这个重大制度障碍，在2013年推进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被宣告即将于年底正式终结。民间组织在迎来这个重大利好发展消息的同时，也以自己的积极作用和影响力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正逐步成为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基础和重点。 民间组织对重新建构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关系发挥着重要的基础和支撑作用，也是下一步社会体制改革的基础与核心任务。今后深化体制改革与推动民间组织发展应同步推进，在顶层设计上把民间组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来谋划，在具体措施上加大对民间组织的培育扶持力度。在分类扶持、重点培育的基础上，政府可以同时采用购买服务、资金扶持、孵化、凭单制等多种政策工具，加快培育构建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本书是第五本民间组织研究报告，参与撰写的专家主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知名高校、地方社会科学院和政府实务部门。整个研究报告共30余万字，除总报告外，专题研究篇主要探索了民间组织培育扶持的主要政策工具、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兴起与实践、购买公共服务中的争议与问题等主题。地方发展篇选取了黑龙江，域外镜鉴篇对美国民间组织的治理与自律、日本的社区营造与非营利组织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分析。

我国社会组织近两年快速发展，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开始迈入发展的新时代。进入新时代，社会组织被赋予了新定位。党的十九大报告将社会组织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社会组织成为新时代全方位参与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2017年实施的《民法总则》将三大类型社会组织与事业单位一起归入非营利法人类别，对于中国社会组织来说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意义，社会组织由此从法律层面被纳入治理体系，法律身份和治理主体地位得到法治保障。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把社会组织作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一部分，社会组织第一次被纳入国家最高层面的机构进行改革设计，成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统筹谋划的一部分，社会组织成为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主体。与此同时，我国社会组织法律政策体系正在加速健全和完善，社会组织的政治地位、法律保障和政策体系日益提升和完善。我国社会组织领域取得了十项重大发展成就，迎来了全新机遇。社会组织应进一步明确发展定位，更好地展现新作为。本书是第八本社会组织研究报告，参与撰写的专家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知名高校、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整个研究报告共30余万字，除总报告外，专题研究篇重点关注慈善组织募捐资格、社会组织孵化器、基层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社会组织能力提升培训、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以及民间智库发展等问题，对这些社会组织的热点和新现象给出了深度和前沿的剖析。域外镜鉴篇一篇文章通过研究日本“多元协作”的构建，对当下中国“三社联动”和社会治理创新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案例研究篇，则通过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的“三社联动”试点探索、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的社会创新以及中国扶贫基金会“走出去”的成功经验，进行典型案例总结和深度实践思考。理论思考篇两篇文章则分别讨论了民间社会组织相关概念以及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行政管理在实行公民结社权利中的推动作用。